因为价格一律是商品交换的普遍规律 , 当一国发生通货膨胀时 , 该国货币对内贬值而由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不能及时调整汇率 ,必然因国内物价上涨引起其他国家向该国大量出口 , 导致出口国出现贸易顺差 , 这样出口国货币供给量因外汇收入增加而增加。出口国一方面商品供应减少, 另一方面货币供给增加 , 极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固定汇率制度是货币当局把本国国币兑换其他货币的汇率加以固定，并把两国货币比价的波动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固定汇率制度可以分为1880-1914年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和1944-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两个阶段。
与浮动汇率比较，固定汇率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降低了汇率的风险，便于进出口成本核算，以及国际投资项目的利润评估，从而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对外经济扩张与资本输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外汇市场动荡时期，固定汇率制度也易于招致国际游资的冲击，引起国际外汇制度的动荡与混乱。
当一国国际收支恶化，国际游资突然从该国转移，换去外国货币时，该国为了维持汇率的界限，不得不拿出黄金外汇储备在市场供应，从而引起黄金的大量流失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如果黄金储备急剧流失后仍不能平抑汇价，该国最后有可能采取法定贬值的措施，从而使整个汇率制的与资本体系的极度混乱与动荡。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外汇市场与各国的货币制度才能恢复相对平静。在未恢复相对平静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进出口贸易商对接单订货常抱观念态度，从而使国际贸易的交往在某种程序上出现终止停顿的现象。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对我国有什么利弊？
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争论持续了多年，总体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及分析。因研究国际金融而获诺贝尔奖的蒙代尔教授与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日本及中国汇率制度的麦金农教授认为：现阶段最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与美元挂钩。而几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银行界，及国际学术圈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应该浮动。
其实，固定与浮动汇率只是两种不同的汇率制度，无所谓对或错，只是在两种制度下个人、企业及宏观经济的行为及调整方式不一样。在某个阶段、相对某个经济结构，固定汇率可能比浮动汇率更适合。但在另一个阶段，另一种经济结构下，浮动汇率可能更合适。因此，在比较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利弊时，需要对两种汇率制度的本质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结构有透彻的理解。
固定汇率制度的最大好处是政府帮助个人及企业消除了汇率风险，降低了国际贸易及投资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战后，由凯恩斯等经济学家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监督执行这一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由蒙代尔倡导的欧元体系在欧盟各国之间也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港币与美元的挂钩及人民币与美元在1994－2005年期间的挂钩，也属于固定汇率制度。显然，固定汇率制度对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功不可没，中国的外贸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94年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之后。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固定汇率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帮助建立一个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相对价格体系。在计划经济里，工资及吃、住、行、教育、医疗等的相对价格并不真实地反映商品及服务的成本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与医疗几乎不花钱。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显然需要调整。固定汇率使得中国各行各业相对价格的调整更容易、也更顺利。
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对本国的货币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币的利率及通胀与国际主要货币的利率与通胀不会无缘无故地相差太多。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开放型、以国际贸易及资本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固定汇率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及容易预测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及执行能力还不成熟时，固定汇率也有利于稳定通胀预期及宏观经济环境。1994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之后，中国的通胀预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甚至出现轻微的通缩。
但是，固定汇率对货币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当中国由于制造业等行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导致住房、医疗、教育及服务业成本及价格上涨过快时，央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就无法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缓通胀压力。因此，在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产生的非贸易商品价格高涨之前，固定汇率制度对中国是基本适用的。但是，一旦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导致较明显的通胀，特别是非贸易商品(如住房)价格的上涨，浮动汇率下的人民币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特别是在通胀环境下，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通缩的风险。
固定汇率能够成功实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汇率，这对日本、中国及香港特区这些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及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不是一个问题，但对拉丁美洲及亚洲一些常年拥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条件。阿根廷、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在金融危机时无法守住官方汇率，就是因为它们持续的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流失，不得已只能让汇率浮动。
浮动汇率的主要好处是为央行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控制通胀，但成本是个人、企业、银行必须承担汇率风险，包括市场投机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对日本及中国实行浮动汇率的风险研究得最透彻。他提出了一个道德矛盾及冲突(conflicted virtue)的理论。日本及中国都持续多年拥有大量贸易顺差，也就是不断积累美元净资产，这本来是一种勤俭储蓄的美德。可是，当日元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时，本国居民将普遍不愿意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而更愿意持有不断升值的本币，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及冲突：本国居民通过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净美元资产但却不愿持有美元资产！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大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本币利率下降，甚至开创零利率时代，也称为“货币流动性陷阱”。
麦金农的道德矛盾及冲突理论的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是：在市场环境下，投资不同货币资产的回报在调整风险之后应该相同。比如，给定同样的风险，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回报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名义利率(＝人民币实质利率＋中国通胀率)，而投资美元资产的回报则体现在美元名义利率(＝美元实质利率＋美国通胀率)。但在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回报还包括人民币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币名义利率＋人民币升值率＝美元名义利率。
如果美元名义利率是6％，而人民币每年升值率达6％，在中国开放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人民币名义利率就可能被压至零。这就是为什么麦金农教授不希望人民币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原因。
在没有通胀时(如日本在1990年代)，麦金农的分析完全正确。可是，一旦有了通胀，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实质利率＋中国通胀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胀，由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也必将相应减小，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货币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导致零利率的风险，也可以减低升值的压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今后的通胀率应该至少高于美国目前的通胀率(大致2％－3％)但低于日本1950－1970年间的平均通胀率(大致5％－6％)，低通胀对工薪阶层及退休职工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工资／退休金与通胀指数挂钩等方式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