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的价值投资》（Active Value Investing）一书中，作者维塔利•凯茨尼尔森（Vitaliy Katsenelson）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1982年这段充满艰辛的盘整市场行情中，深度价值股则实现了强势反弹，创造了近15%的年均回报率。有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在1970-1983年期间，以根据本杰明•格林厄姆
“净流动资产价值”概念选择的深度价值股为对象的投资，居然实现了近30%的年均收益率。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2000-2009年的盘整震荡时期，在市值不低于5亿美元且权益大于负债的全部股票中，市盈率排名最低的10只股票表现优异，实现了近17%的年均回报率。显而易见，对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来说，即便是长期牛市的顶部附近，机会依旧存在。
菲利普•费雪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认为，价值股（低市盈率股票）和成长股（高市盈率股票）之间似乎存在着另一种周期性特征。
在本质上，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往往此消彼长，到底谁占优势，还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
（1）利润增长的动力。当公司盈利增速放缓时，成长股开始变得稀少。因此，收益超过大盘的成长股成为市场的宠儿。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股往往要优于价值股。反之，当公司盈利加速增长时，价值股往往优于成长股，因为成长股已随处可见。
（2）长期利率的走势。成长股很少支付股利，投资者的回报来自于股价在长期内的升值。因此，投资者习惯于将它们与长期债券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很多价值股则支付高股利，并且被投资者短期持有。这意味着，在利率下调时，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超过短期债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股的回报率要好于价值股；而利率上调时，价值股自然强于成长股。
（3）全球收益曲线的形态。当全球收益曲线变得陡峭时，贷款利润率的改善促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为价值型公司（负债通常高于成长型公司）的融资提供了便利。这就加速了价值型公司的发展，因此，其股票的收益率往往会超过成长股。当收益曲线变得平缓时，价值型公司会发现，它们的融资难度要超过成长型公司，因而，使得后者的股票收益情况占得上风。
转向更具价值潜力的资产。随着行情的变化，投资者可将股票转换为现金或是股市中被深度低估的其他股票，与此相似，投资者也可考虑将股票转换为更具价值潜力的其他类型资产。显然，只有投资者熟悉的资产类型，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投资对象。乔治•索罗斯等宏观型投资者通常擅长于多种类型的资产（如大宗商品、衍生品、利率工具、货币、股票以及不动产等），因而在所持股票丧失升值潜力时，可以有更多的可选择空间。而对以股票为主的投资者而言，债券自然就成了他们不二的备选对象。
例如，2000年3月（恰值科技股泡沫即将破裂之时），约翰•邓普顿曾投资收益率为6.3%的零息债券，他的理由是，股票在未来10年只能带来微薄的回报，此外，一旦泡沫破裂，美联储就不得不着手防范经济衰退，因此，他预期基准利率将进一步走低。同样，沃伦•巴菲特也曾在2002年大量投资垃圾债券，因为他认为，股票市场将继续暗淡无光（尽管2000-2002年的熊市刚刚结束），而且他坚信，低迷的商业形势必将在债券价格上有所体现（从而提高了债券的收益率）。同样，斯蒂芬•罗米克（Steven Romick）认为，在2008-2009年的信贷危机过程中，高收益债券的价值潜力必将远胜过股票，因为债券不同于股票，经济萧条必然会体现在它的价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