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未来5年中,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形势,政府有哪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三件事,一个是新基建,一个是放开生育,另外一个城市群。从目前来看,新基建进展相对比较好,无论是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今年的“十四五”纲要草案,都浓墨重彩地提及新基建。另外两个问题,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虽然讨论很多,但是政策进展不如预期。所以,我今天想重点谈谈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城市群的建设,第二个是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所需要做的政策调整。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围绕中国的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都是有争论的,这个争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小城镇,另一派是大城市群。小城镇派认为,中国要平衡发展,要控制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镇,这种想法非常理想化,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大城市群派呢,就是主张尊重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以此为依据进行资源配置。
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土规划受小城镇派影响很大,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政策,都存在不符合经济常识和规律的地方。我们的政策初心都很好,但最后未必起到预想的效果。比如说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用地指标向西部倾斜。西部大开发本身是挺好的一件事,但用地指标向西部倾斜,真的有必要吗?现实是,我们的人口正在大规模地从东北、西北向东南沿海迁徙。比如过去三五年里,深圳、杭州每年新增人口三四十万,但是用地指标没有增加。土地是为人服务的,应该遵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我们的一些政策违背了人口迁徙规律,造成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结果是让人非常遗憾的。
我之前提出过一个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我们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人口迁徙的规律,研究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等十几个经济体,过去上百年人口迁徙的基本趋势。结论是什么?非常简单,就是人口在源源不断地向都市圈和城市群迁移。人口是做不到均衡分布的,比如说日本1.3亿人,3600万在东京都市圈。日本鬼片拍的都是郊区,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进入都市圈了,郊区剩下的都是老人。再比如说韩国,韩国5000万人,2500万在首尔地区。美国上百年以来,人口也是从广阔的中部源源不断地向两大海岸线迁移,广阔的中部地区变成了贫民窟,两大海岸线的房价不断上涨。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别墅,可能也就十几万美金,两大海岸线的房子都是几百万。
中国也是这样,深圳房价屡创新高的同时,鹤岗几万块钱一套房子没人接。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有的地方库存奇高,有的地方供给短缺,有的地方人口在流出,我们还在增加用地指标。这些问题,其实只要尊重市场规律,都是有解的。我原来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写过政策文件,知道我们很多政策初心都很好,都是为了经济更好的发展,为了老百姓更加富足。
但我还是比较担心一点,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接地气,要尊重客观规律。当你看到深圳、杭州房地产市场现在的问题,答案很显然,是要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是没用的。每年新增三四十万的人口,难道能不满足他们的需求吗?满足他们的需求,就只能是增加供给。我们东北很多三四线城市,人口大规模迁出,是因为建设用地不够吗?想要振兴落后地区,应该依靠改革,依靠要素资源更合理的配置,不是在土地政策上吃偏饭就能解决的。
我认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崛起,是十几个代表性经济体、过去上百年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产业和人口都是有集聚效应的。这对我们的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发展布局,有重大启示意义。而且它不简单只是国土空间规划问题,它影响的层面非常多,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我们的区域创新和竞争力,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每个人的福利,都跟它息息相关。我想借这个时间继续呼吁,尽快确立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尽快抛弃小城镇均衡发展的不切实际、不尊重规律的计划经济思维。
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最重要的抓手,叫“人地挂钩”。土地指标、建设用地指标,最终服务于人,人迁移到哪儿,就应该把用地指标、把户籍分配到哪儿。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否则就是空谈。无论哪个区域,只要你能够把人口吸引过来,能把营商环境做好,能更加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央就奖励它,给它更多的用地指标。对于区域竞争而言,这才是良性循环,而不是纯粹靠计划手段去调配。所以“人地挂钩”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抓手,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大学生身着学士服推介“学区房” 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然后,我还要呼吁一下放开生育。最近大家对放开生育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自从2016年放开二胎以后,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保守派预测的生育大爆炸,反而出现生育断崖。2016年到2019年,中国生育率都是断崖式的下降,2020年也是进一步下降,这个问题值得反思。现在大家都知道城市生育率很难提高,但是农村总生育率也只有1.8%。按照联合国的统计,生育率曲线是倒V型的,当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水平提高以后,生育率是下降的,这是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用担心全面放开生育会出现人口失控的问题。
这还不是我要讲的重点。重点是什么?中国人口结构面临危机式的调整。中国婴儿潮是1962年到1976年,这波人口决定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中国为什么过去40年出现高增长,年均增速高达9.5%?就是因为制度红利加人口红利。制度红利我不展开讲了,人口红利,就是指的90年代、2000年代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批人,人多,还年轻,人力价格就便宜。
那么问题来了,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波婴儿潮,中国人口红利最大来源,现在多大年龄?1962年出生的人今年59岁,1976年出生的人45岁,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流劳动力人群正在进入老年,正在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为什么都在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老龄化,我们急需向创新、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往后面看,我认为有几个事情必然会发生:第一个开放生育。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跟欧美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了70年代末生育率断崖,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不是在十年二十年里慢慢到来的,是这几年扑面而来,放开生育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第二个就是要延长退休,这个也不用多解释了。第三个变化,未来政府的债务会因为老龄化大幅度上升。我们看新闻就会知道,关于养老社保方案的讨论,在欧洲、美国是一件大事,中国未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抚养比增大、政府社保、债务负担增加。现在放开生育,虽然不改变方向和趋势,但是有可能会延缓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生育自主权应该回归家庭。不简单是政策放开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建立更好的生育支撑体系,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比如说税收政策,可能要给生孩子多的家庭相应的补贴,包括一些津贴,包括税收的抵免。还有对女性就业的保护,不能让生了孩子的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到歧视。
还有,国家应该对教育,尤其是公立教育加大投入。我们国家一直重视教育,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教育的产业化和私有化。我觉得那种高收费的模式,也可以存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替代政府对公立教育的责任。尤其是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很多供地、公建,对教育、医疗配套的重视是不够的,比如说北京、深圳都存在上学难的问题。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十四五”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过去“十三五”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还是要正视“十四五”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跟老百姓息息相关,所以都是大事,应该放在“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位置上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