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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海虹控股辟谣前的历年股东数量变化，可见海虹控股有3次明显的庄家进出痕迹。一次是在19981999年，股东持股一度达到人均12171股，股东只有5735户；一次是在2002年年中，持股股东平均只有2万户，人均持股达到5800股；另一次是在2004年年中，人均持股达到4300股。而历次涨停行情中，交易席位均集中在5个营业部：新疆证券的杭州庆春路营业部、国信证券的深圳红岭中路营业部、招商证券的深圳振华路营业部、金信证券的上海长乐路营业部、渤海证券上海延安西路营业部。

尽管周琦与海虹控股的关系“欲说还羞”，但其本人俨然已被视作“敢死队”的精神代表。在圈内所传的另两只也是周琦所为的大小飞乐的炒作中，亦出现了“敢死队”们惯用的手法—先跳空高开，然后连续强势涨停，不断吸引散户入场，这些特点都与此前宁波“敢死队”动辄就拉涨停板的作风一脉相承。或许，市场人士对海虹控股的兴趣并非在于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更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多多领教这种凌厉的操盘作风。

很多市场人士都认为“敢死队”产生的时间比媒体正式披露的时间要早很多。在资本市场浸淫多年的人们至今还能回忆起这样的场景-21世纪初期，券商杀戮成风。经常可以从一家券商营业部办公区的大户室里，看到一些中年男子，叼着香烟，双手飞快地在几台电脑上游走。而窗外则可以看到，宾利、奔驰等高档轿车停在附近马路上。而在券商营业部办公区长廊的另一头，乃券商腹地—自营部。训练有素的操盘手们，紧盯着电脑上瞬息万变的走势图，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股价。

这些人在占据信息资源的优势基础上，常进行一些动辄涨停的操作，甚至是联手拉抬，这些人被后人称做“敢死队”的“鼻祖”。

而他们之所以能有如此呼风唤雨的资金实力，与当年的融资环境也有一定关联。除了传统的透支操盘，他们还可以先通过投资公司从地下钱庄融来资金，或以利息获利但不承担风险，或直接引人投资人，但必须共同承担风险等方式筹集资金。游资也可从某“官方”账户（如公安罚没收款或保证金，或机关小金库等），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进入银行系统，再通过大公司担保的形式进入动作公司，成为投资资金。有的时候，可以凭借一个“资金状况良好的公司”，以1亿元资金通过营业部买国债，由营业部回购，然后营业部再给该公司开出投资国债证明，由投资公司到银行进行无风险贷款。

现在，很多人仍喜欢把私募与这些技高胆大的游资沦为一谈，甚至发展出饶有趣味的“敢死队”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少私募确实是从游资“敢死队”发家的。目前，已有不少游资“敢死队”成员成立了自己的阳光私募品牌。

后来发展成颇为瞩目的私募的江苏瑞华，其主创人员也都来自游资“敢死队”，其灵魂人物张建斌早年从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营业部炒股起家，据称是“涨停板敢死队”的鼻祖，成名甚至早于“宁波敢死队”，如今已是江苏资本市场首屈一指的大鳄。旗下大减金一瑞华结构化产品在2008年获得2.41%的正收益，而同期，大盘指数暴跌6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