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在于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错配。积极财政政策越来越积极、更加积极，但货币政策一直以紧的基调，最多中性基调面对。这必然导致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国有企业占用太多金融资源，而其它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国有企业杠杆率越来越高。
这件事不是现在才发生，而是2010年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时就已经埋下伏笔，2012年到2017年之间出现“钱荒”、高利贷风波，出现经济“脱实向虚”、各色金融乱象，出现金融短期化、民营经济离场论等等，这些实际都与宏观经济政策错配密切相关，都是由此衍生出的经济现象。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五年间，《中国经济周刊》就这件事多次强烈呼吁，而现在终于看到了结果。中央银行行长易刚本周二（11月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易刚先生说的这段话中是否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考虑不周、缺乏协调”的问题？从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看，货币政策正在走向“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这一点，不该、也不会反映在支持国有企业上，因为这不用央行操心，商业金融机构积极性自然而然；所以，货币政策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做法应当是可以支持民营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占用的金融资源之外，更多为民营经济补水。
这实际也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总量上，央行应当执行“中性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并不排斥在执行过程中刻意突出“定向”原则。如易刚所说：“近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吸取相关经验教训，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和强监管、稳增长的平衡性。”
看来，事态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反对一种说法，一些人认为，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风险偏好下降，有的金融机构惜贷断贷，又会加剧企业的融资难度。这个观点对吗？我认为，不对。对商业金融机构而言，那的风险控制机制决定了它必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因此，所谓“顺周期”行为是必然的。正因为金融机构必然“顺周期”操作，所以当经济下行之时，需要金融货币当局加大“逆周期”操作力度，刺激商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平衡因商业金融机构收缩信贷而可能加剧的经济下行压力。
基于上述常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中国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力度严重不足，而内需扶持更多需要依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而财政政策又多以基建投资方式呈现，如此导致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严重不足。
我们曾经一再强调，积极财政政策绝不能和紧缩货币政策组合在一起，但有人以“美国为什么可以一边加息、缩表，一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反问。对此，我们应当明确两点：第一，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体现为减税，而不是大规模基建投资，给企业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并不占用市场上的金融资源，尽管特朗普也想搞基建，但始终没能得到国会的认同。第二，到目前为止，美国利率依然低于中性水平，所以美国加息、缩表只是减低了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而并非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我们一再强调，对货币政策的松紧问题，我们必须要有相对的认知，辩证的看法。
我们认为，易刚有句话说得很好，“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这实际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期待。
我们看到，过去近20年以来，中央银行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报表，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模型，同时越来越严重地不接地气，越来越严重地书生意气。有时我们很不理解，总书记、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不断下乡、下厂搞调研，而为什么我们中国金融界的主帅们却能安心于办公室里的那杯茶？走出去听听基础银行和企业家、小业主的所思所想，看看投资者、社会公众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大兴调查之风也能吹进中国金融界。
如何防止出现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相反作用的情况？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改革是全方位的，重体制更要重机制。过去，我们往往是在机制上出现了技术性错误，会导致改革效果的事与愿违。我们认为，中国央行应当从理论上彻底摆脱“传统华尔街困扰”，依据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客观要求，在金融机制上做出认真地梳理和调整，以最大的勇气和魄力扭转中国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