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泽平 罗志恒 熊柴 孙婉莹 梁颖
我们在国内最早最坚定最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1月31日在影响广泛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中提出“提前做好项目储备，疫情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2月28日发布震动业内的报告《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提出“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引发业内讨论和资本市场反应。
1、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社会上有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民粹的业余的。
比如，一提到改革就是供给侧，需求侧就是刺激，好像中国经济可以靠一只翅膀就能飞翔。事实上，从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减税+放松管制+控制通胀+加大创新基建军事支出）到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增发国债搞基建+国企改革+加入WTO+商品房改革），无一不需要兼顾供给和需求。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
一是新的地区。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二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四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我记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万人，2008年1695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2019年2154万人，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20年前我们按照15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2、面对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国竞争，减税降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与民休息。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美国减税后可能减少宏观税负平均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产生压力。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议：
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3、如果说疫情是黑天鹅，那么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则是灰犀牛，这才是长期真正的挑战。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日本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民族复兴。
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3）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4）该不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我们建议：第一，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4、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最好的办法是开放，开放促进繁荣。
举两个例子：1）中国行业开放程度高低不一，越开放的行业竞争力越强。加入WTO以后，汽车走向“市场换技术”和搞保护政策，结果是大而不强、国内市场基本沦陷；家电积极对外开放，迅速崛起、享誉全球。
当前中国行业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持续提高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关税方面，为保护幼稚产业，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资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国在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仅好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三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在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方面偏薄弱。
从家电和汽车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科技创新人才，相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2）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忽视韩国电影的进步了。刚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的《寄生虫》，《熔炉》，《釜山行》和《流感》，《辩护人》，讲述的都是什么。我们已经不能停留在以前《冬季恋歌》《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认识了。韩国电影的审查分级制度是伟大的，今天她终于结出硕果，只有开放才能带来繁荣。在今天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来看韩剧的进步，让我们更清醒。10年前我在国研中心曾获得任务专门研究韩国为什么转型成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殖民地创造“汉江奇迹”，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一批批改革家，以及无数的律师、记者、知识分子等，前仆后继，推动了这个国家走向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信心。
7省份推出25万亿重点项目，这一轮基建投资新在哪里？作者 | 第一财经 李秀中
导读：在各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会议上，稳投资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显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各省份最近密集推出庞大投资计划。不仅如此，推出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呼声也在不断增长。
7省推出25万亿重点项目
2月23日，在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郭金华表示，2020年，云南将推出5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万亿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4400多亿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发布投资计划的省份不只云南。自春节后各地陆续复工以来，多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2月20日，河南省发布980个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3.3万亿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8372亿元，涵盖了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社会事业六大领域。
2月25日，福建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印发2020年度省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确定2020年度福建省重点项目1567个，总投资3.84万亿元。其中在建项目1257个，总投资2.97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005亿元；预备项目310个，投资0.87万亿元。
而在春节前，四川、重庆、陕西和河北等省份已经发布了本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2020年，四川省重点项目700个，计划总投资约4.4万亿元，年度预计投资6000亿元以上；重庆市重大项目1136个，总投资2.6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476亿元；陕西省重点项目600个，总投资3.38万亿元，年度投资5014亿元；河北省重点项目536个，总投资1.88万亿元，年计划投资2402亿元。
从这7个省份公布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来看，总投资接近25万亿元，2020年度计划完成投资也近3.5万亿元。另外，全国其他省份公布了重点项目清单，但是没有公布投资总额，还有一些省份具体数据不够详实。
比如，浙江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落地落实，支撑重大标志性工程实施，浙江未来将重点推进20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超2万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约3000亿元。
事实上，在各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会议上，稳投资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显出来。从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的进度推进到各类要素的配给，以及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中，各地都强力稳投资。
2月28日，四川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要求聚焦“三驾马车”精准发力，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抢抓政策窗口努力扩大政府投资，带动扩大社会投资。
专家建议推出“新基建”
当下，以扩大基建规模稳定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再次受到瞩目。
比如，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最近就建议启动新一轮基建。任泽平认为，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推出“新基建”，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时，都采取了大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
对于启动大规模的投资应对危机，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组副组长王小刚向第一财经表示，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举措，可以尽快把经济恢复起来，而且疫情反映了我们存在的短板，补短板是比较明确的投资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
“疫情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短板就是下一步投资增长潜力所在，就是发展空间所在。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地补短板、强弱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2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就发布了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这项工程总投资约3.6万亿元，主要是聚焦基础设施领域，包括铁路、公路、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5G网络全覆盖、多式联运物流网十大工程。
不过，任泽平认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比如要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不是新四万亿，而是体量更大的新基建经济观察报 社论
导读：对相当多的企业来说，疫情会成为一道分水岭。无论他们身处传统行业或者已经是互联网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将重塑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
2020年夏天来临时，中国经济可以期待一个强劲的反弹么？我们注意到各省区在复工复产进程中释放的信号，大投资大项目被寄予厚望，以至于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开始被市场更多地讨论。一个猜想是，投资会像2008年、2009年那样扮演“关键先生”，将2020年的中国经济强力拉回正常的增长轨道么？
没错，投资很重要。稳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关键。不过我们相信，不会有类似2008那样的投资刺激计划，不会有新的 “四万亿”。要知道2008年时，中国经济总量不过30万亿，如今是逼近100万亿级的体量。如果靠强投资拉动经济，中国需要的弹药量强度有多大，需要匹配多大规模的信贷投放？我们预期，即使出于稳经济的考量，中国不得不适当加杠杆，也必然是审慎和克制的，会顾忌仍在以各种方式扩张的地方债务。
更何况，就经济结构而言，2020年与2008年也不可简单做比。据测算，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分别比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高26.6和46.8个百分点。回想2008年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不过30%。毋庸置疑，消费才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关键先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拉动消费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看重投资。实际上，投资在经济战疫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期。然而放在2020年的经济大局中，投资的内涵绝非“铁公鸡”等传统领域可以涵盖。行业停摆和企业的危机反应，让我们看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在线”试验。无论外卖、在线教育、医疗、还是新零售、智能工厂，不能不说，若非这些年中国持续投资于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面对今天的疫情，中国经济会少很多选择，中国企业也可能更多损失。
对相当多的企业来说，疫情会成为一道分水岭。无论他们身处传统行业或者已经是互联网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将重塑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这是看得到的现实。不管是否愿意，适应或者不适应，疫情以极端的方式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在线”进程。这意味着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还可能包括对基于智能、互联和新能源的城际交通、物流和新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单纯从投资体量上看，它们比市场期望的新“四万亿”庞大得多。
而从中国互联网经济勃兴的历史来看，必须理解，跟过往的基建投资由政府主导的模式不同，相当一部分新基建项目是市场驱动的，或者说，这是市场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政府以开放的心态允许市场在更大的空间里试错，民间投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若非那么多的资本前赴后继寻求风口，中国大概不会拥有体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经济，不会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中国经济的整体“在线”，就是以新基础设施为底层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生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和企业将面对更多未知，这不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需要大胆创新和不断试错。我们相信，市场会在这样的投资中承担更多，也只有市场才能把这样的投资做好。政府要做的是退后一步，创造条件让市场放手去做。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