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出现危机进而导致失业不同，“中国式减员"的特殊之处在于,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发了减员潮。
一、出口战略的调整难题
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港资上市企业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虽然被解读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关闭的第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到掉的制造企业之一——最近10年来,东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业关闭或外迁,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9家。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万人被解聘。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性战略的发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东莞。广东省的小镇东莞,素有“世界鞋服装和玩具之城”"之称。从1978年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落户于此,这座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城市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上个世纪90年代.当4.6万家中外企业入驻此地后,东莞逐渐成为生产电子元件和皮鞋.服装、玩具的“世界工厂”的代表性生产基地。目前,东莞企业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为主。东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应,很快催生了中国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浙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州地区。
中国制造们的竞争力,在于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低成本首先表现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等地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90年代未到本世纪初的将近10年中，长期没有上涨。
除此之外，石油、电力等资源型产品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为主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优势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竞争需要,竟相压低土地、税收等的价格,以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代加下地位。
在制药业的另基地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面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也纷纷成为地引资竞争中的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竞争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厂”成为可能。受益于东莞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往海外输出低附加值产品,以多年的持续顺差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种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润率是极其微薄的。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破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世界名牌HugoBoss衬衣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20美元，而中国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双双鞋和一个个玩具堆积起来的中国制造们,换回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53万亿美元。但中国在获得源源不断的高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以资源换外汇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2008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环保表现指标》,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表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03位。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1/3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所有煤炭储量。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由中国制造商品出口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断上升。据统计,2007年中国共遭遇80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很显然，即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政策从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珠三角众多的外向型企业走到了发展的隘口。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企业,已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二、三驾马车并非齐驱
与出口导向相媲美的拉动经济的马车,在中国显然非固定投资莫属。
以东莞为例，要提供几万家中外企业所需要的厂房，容纳数倍于当地人的外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迫在眉睫。
当资本和市场相遇,空前规模的固定投资开始风生水起。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23%,而从1997年到2003年间，每年只涨了8.4%。
以房地产为例，1997年至2006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幅超过20%，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20%。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并带动了银行、土地钢铁、水泥、建材装修.家电等于下游产业发展。随之增收的,不仅仅是当地财政,还有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收入增加之后的人们,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的市场因此日渐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追随其后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有人发现,房地产不仅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价值可观的投资手段。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催生了房价泡沫。这是一个疯狂的产业,卷进去的不仅有投资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财政收人，他们发现这似乎还可以兑换成政治资本——政绩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疯狂的代价就是，产能过剩,地方投资重复并严重浪费。
出口和投资,就这样成就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的消费,则多年持续低迷。
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2003年间，中国CDP年均增长9.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年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GDP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狂奔,但人均财富并没有很快地上升。
这导致了中国内需的长期低迷。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一方面,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已经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这使得很多老百姓对未来难以把握,从而不得不放弃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需求,把钱存起米以备不虞之需。
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为维持生产，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而回流的劳动力，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被认为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而来自印度、东南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制造业成本逐渐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最大的成本优势遭受阻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出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信心不足的人们更加捂紧了口袋,消费、投资萎缩更加剧了企业的生存难度,无法支撑的企业则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