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們透過協議所作的投資，算是勉強達到我們在1989年年報所作的預期，這些特別股投資應該可以產生比一般固定收益債券還好一點的報酬，不可諱言若是我們當初不是透過協議而是直接在公開市場上買進類似的投資的話，我們的表現可能會更好，只是考量到我們的規模太大與市場的狀況，這樣的做法在執行上有其困難度。
债券
1989年報還有一段相當令人懷念的話，"我們沒有能力去預測投資銀行業、航空業或是造紙業的前景"，在當時或許有很多人懷疑我們這樣公開的承認有點無知，不過到如今，連我的母親都不得不承認這項事實。
就像我們在美國航空的投資，在我們簽發支票的墨水還沒乾之前，產業情況就已經開始惡化，如同先前所提到的，沒有人強迫我，是我自己心干情願跳下水的，沒錯，我的確預期到這個產業競爭會變得相當激烈，但我沒想到這個產業的領導者竟會從事長期自殺性的行為，過去兩年以來，航空業者的行為就好像覺得自己是公務人員搶著辦退休好領退休金一樣，為求盡快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在一遍混亂之中，美國航空的總裁-Seth Schofield在重新調整該公司體質之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尤其是去年秋天他勇於承擔一次罷工事件，若是處置不當，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讓公司面臨倒閉的命運，而若是屈服於工會抗爭的壓力，則其下場一樣悲慘，該公司所面對沈重的薪資成本與工會要求比起其他競爭同業來說，又更繁雜許多，而事實很明顯任何成本過高的業者到最後終將面臨淘汰的命運，還好罷工事件在發生幾天後圓滿地落幕。
對那些為競爭所苦的行業，如美國航空來說，比起一般產業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過很不幸的是，這種技巧所帶來的好處，只不過是讓公司得以繼續存活下去，並不能讓公司如何地飛黃騰達。
在1993年初，美國航空為確保存活以及長遠發展，做了一項重大的決定-接受英國航空所提出的鉅額的投資，透過這次的交易，查理跟我本人被邀請擔任該公司的董事，我們同意接受，雖然此舉將使得我要同時擔任五家公司的外部董事，遠超過我個人認為對公司能做的貢獻，不過即便如此，只要我們的被投資公司以及其董事認為查理跟我加入其董事會，會對其公司有所幫助，我們還是會欣然接受，在我們期望旗下事業經理人拼死拼活為我們打拼以增加公司價值之時，身為公司大股東的我們有時也應該多儘一點自己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