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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份，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20年全年，全球债务总量将飙升至277万亿美元。但是，实际情况却远远超过了这一预期。IIF刚刚给出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债务规模增加了24万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增长率接近10%。一方面是全球GDP萎缩，另一方面是债务规模上升，两者共同作用，使得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超过355%。

毫无疑问，全球债务暴涨与新冠疫情相关。所以从结构上看，全球债务中增长最多的是政府债务，IIF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增量债务中，超过50%源自政府债务增加。同时，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88%上升到了去年底的105%，扩大了17个百分点。另在281万亿美元债务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有205万亿美元，占比72.5%，较2019年的71.2%的占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

可见，面对疫情，发达国家政府的负债能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两轮财政刺激（3月2.2万亿美元＋12月9000亿美元）使得政府债务增加3.1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拜登政府即将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整个疫情期间，美国财政因刺激所增加的债务规模或达5万亿美元。

不管全球负债增长有多少合理因素，这毕竟是头巨大的“灰犀牛”，随时都可能会因为某个细微的因素而导致重大的、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几乎已经全部站在前台，甚至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确保债务危机不会突然爆发。

但必须意识到：这不过是在“熬”，未来该如何处理债务问题，至少没有短期内便可解决的方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方案。那该怎么办？最终又会如何？

可以肯定，“以时间换空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以怎样的时间换怎样的空间？回答是：以拖延债务的方式，换取一轮GDP爆发式增长。有这样可能？当然，这实际也是唯一的指望，即通过大规模的科技资本投入，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提升生产力，以此为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跨越和财富增长，从而降低或平衡债务风险。

需要指出：债务风险大小不在于债务额的高低，而在于债务率的高低。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其之所以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可以看到：第一，长期基础货币的投放压低了长期债务利率，可以有效减低企业、政府、个人的债务负担；第二，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引导全社会债务长期化，从而大大减低短期债务最易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必须意识到，流动性枯竭是所有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源头；第三，长期基础货币释放可以激发金融市场股权投资偏好，并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微观资本（企业）的负债率，同时增厚企业科技投资能力，从而获得“债务率终极解决之先机”。

显然，前两条是“拖延债务”的手段，目标是争取到最长的时间；而第三条则是关键所在：为企业提供足够的科技创新的资本，激励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并“先以投资稳住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然后等待一轮新的经济爆发式增长”。由此可以判断，全球科技资本争夺必然更加白热化，而过去美国针对中国的做法，其背后恰恰如此。

正因为这样的认知，这里建议中国经济部门，尤其是货币政策当局：必须更加深刻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清其真实的经济基础，并在利弊权衡的基础上考量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适应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