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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以有色金属和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于是，市场通胀预期大幅增长，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市场资本流向。在此必须提示：中国需要想方设法保持资本的“科技流向”，而千万不能让大量资本深陷“商品炒作陷阱”。且不说投资风险巨大，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资本流向不仅偏离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额发展成本。

商品价格出现今天这样的变化并不奇怪。按照市场一般的理解，生产原材料价格上涨无非是“经济恢复＋超量货币”的共同作用。但问题是：经济恢复真能立即使原材料需求提高到8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导致供不应求？超量货币发行已有10多年，为什么现在价格才涨？

说到商品价格就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件事：2020年8月2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通过视频参加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并发表题为《货币政策框架评估》的演讲。正是这次演讲，鲍威尔提出了“货币政策新目标”——形式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制。这实际希望美联储放弃对“短期间通胀率”的考量，在“一定时间内”使通胀率的平均增长值维持在2%上下即可。

为什么需要注意这样一个时点？因为，这是本轮国际原材料加速上涨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定时间内”是多长时间？有讨论，但美联储没有给出权威解释，而至今这依然是个模糊概念。但看今年2月18日美联储公布的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关于通胀率的观察已经改成另一个提法：在判断目标进展之时，需要将影响通胀的短期因素“剥离”出来，区分一次性的物价波动以及潜在通胀趋势。

不管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还是“区分一次性的物价波动以及潜在通胀趋势”，可以肯定的是：美联储已经“放宽了通胀容忍度”。这是货币政策的改革？还是刻意配合一轮国际原材料价格暴涨的炒作？这或许“兼而有之”。

第一，正如美联储在1月份议息会议纪要中所说，美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与长期目标相距甚远，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在那之前，需要保持宽松政策。既然要保持货币政策宽松，就必须要有“低通胀环境”，但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那该如何实施宽松？必须放大通胀容忍度。

第二，为什么会怀疑本轮国际原材料价格暴涨并非供求关系或货币宽松的结果，而属于新一轮“价格炒作”？这是历史经验。比如，2008年石油价格暴涨到147美元一桶，当年6月3日，金融大鳄索罗斯被要求到美国国会听证，结果索罗斯痛斥市场“恶意炒作”，证明油价上涨与市场供求毫无关系。

历史是相似的。此次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最为积极的推动者是谁？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金融巨头。永远是他们。但这次恶炒可能呈现更加残酷的特征：第一，推高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力度，或将远远高于推高石油价格。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美国通胀率和石油价格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有色金属等生产原材料价格变化却主要与中国等生产加工国的物价密切相关。第二，这次价格上涨很可能表现为“大起大落、快涨快跌，再大起再大落、再快涨再快跌”的过程。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金融巨头不会希望美联储因“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率”超出容忍度而收紧货币，这不仅对美国经济有害，同时更对自身利益有害。

所以，特别需要提醒中国投资者：千万当心。大起大落、快涨快跌的市场变化极难把握，搞不好就会变成投资者“被洗劫的索命过程”。因此，拒绝商品价格的跟风炒作才是投资正道。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看，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过程，往往是中国输入性通胀较为严重的时期。应对输入性通胀，中国的货币政策只能以“被动投放货币的方式‘扛’住”，但绝不能“以紧缩货币的方式去‘对抗’”。

为什么“只能扛，不能抗”？因为输入性物价上涨不是人民币货币宽松的结果，中国紧缩货币不仅无法制止金融大鳄的炒作，反而会严重压制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减低国民收入预期。

其实，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过。2005年之后，美国国民无度消费导致中国出口过热，而“中国需求论”的炒作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并导致中国输入性通胀严重。那时，中国以紧缩货币的方式应对，结果是“以压制内需的方式去平衡外需过热”，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因为外需骤减而发生断崖，这才有了4万亿拉动内需的过程。

坚决反对这样的惨痛教训再度发生于中国。

当然，最高决策当局还应当尽快研究“恰当的结构性资本政策”。比如，在A股市场实施“差异性印花税”政策，提高资源类、商业类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同时降低科技类、生产类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以此表明政府对资本流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