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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余永定先生是位难得的、敢于提出不同看法，并始终坚持“原则底线”的经济学家。最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主要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能是配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也不是什么奇怪现象，欧盟国家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强调央行独立性，现在则应该强调财政部和央行的协调与合作。”

余先生阐述的是事实，但国内一些“经济公知”全然不顾这一趋势，一味强调货币政策独立。前不久，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独立的争论。很不幸，这一命题“被偷换概念”，不了了之。

经济学家必须坚持“原则底线”，这个“原则底线”实际就是常识。比如，余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阐述到：“按道理，结构性目标应该是由财政政策实现的。资金分配不是央行所能做的事情。货币政策只能在从宽与从紧之间进行选择，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完全正确，但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精准滴灌’。”

按常识，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是非常清晰的：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这就是经济学基本常识。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好像搞反了，以积极财政政策去扩张经济总量，而货币政策却在“偏紧的姿态”下实施“精准滴灌”，这实际是在关注结构问题。结果是什么？余先生的回答是：抑制经济增长。

怎么办？余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中国国债收益率明显高于美国等国而且呈上升态势。我以为，央行有必要降低利息率。与此同时，降低利息率还可以抑制短期资本流入，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

至于债务杠杆问题，余先生依据欧盟经验和全球现实经济条件指出：“我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担心政府的债务率或者企业的债务率。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难的状况，需要做选择。无论怎么选都是会有利有弊，只能是‘两恶取其轻’。如果问我，我毫不犹豫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个观点深奥吗？不过是常识而已。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不是经典的理论主张吗？

有人说，货币投放不回去实体经济，会进入股市、楼市，引发资产“泡沫”。对于房价问题，余先生指出：“办法很多：房产公开、房产税、物业费、遗产税、纪律检查等等手段都可以考虑。但现在不应该使用货币政策来解决房价的高低、涨跌问题。”这样的主张，其实和伯南克异曲同工，即房价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政策去解决，而货币政策需要关注总量，不能因为物价高而紧缩货币，因为那会让“所有经济领域被物价绑架”。

至于是否会导致股市“泡沫”的问题。这就更不是问题。第一，通过实体经济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只依赖债务扩张，如果没有股市上涨带来的巨量股权资本，那势必会把经济迅速导入债务危机模式；第二，单纯依赖债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企业财务成本会加大，并通过威胁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安全而抑制企业投资积极性，近而制约经济增长；第三，常识告诉我们：股市本身就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市场，采用“财政、货币双扩张”经济政策推高股市，恰恰推动更多股权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体现，是希望股票市场发挥其特有的支持经济、支持创新的动力作用。

所以，担心“财政、货币双扩张”会导致股市“泡沫”，基本属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伪命题。所以，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金融权威级学者余永定先生“希望在下一阶段，在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注需求管理，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严重赞同余先生观点，中国货币政策绝不能在“炫酷花活中迷失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