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多方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尝试引入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改善外贸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令外贸压力增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症下药”。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更高水平贸易便利化；进一步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降低出口查验率等措施。
“其实，在降低外贸企业成本环节，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一位东部地方外贸企业协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期，他所在的当地政府多次召集当地外贸企业讨论通过金融服务创新降低外贸企业成本，但多数与会外贸企业主直言当前外贸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状况依然突出。
究其原因，外贸企业自有资金比例达不到要求、缺乏有效资产抵押、当地银行没有审批权限、找不到合格担保人、外贸企业信用等级不够高等因素，依然成为制约外贸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主要障碍，迫使他们不得不转向民间高息借款，加重企业财务成本。
“即便部分外贸企业达到银行贷款审核标准，也由于银行贷款综合利率（包括贷款附加成本）偏高，最终只能选择放弃。”他直言。当地多数外贸企业利润率徘徊在5%-6%，若银行利率超过6%，就意味着企业“赔本经营”，迫使他们“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
相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些问题。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加大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一家城商行国际业务部主管对此坦言，若中小外贸企业获得出口信用保险，将给外贸订单增加了风险保障，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的意愿将会相应提高。
“这两天银行内部正讨论通过地方政府的牵线搭桥，加强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合作，进一步简化当地外贸企业贸易融资审批流程并降低相应贷款利率。”他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银行内部需要深入了解各行业外贸企业贸易风险痛点（包括美国对华进口商品最新关税政策所衍生的买家弃货与补缴关税费用风险等）与外贸货款支付结算最新变化，进而设计个性化、低成本的贸易融资产品。
“事实上，要降低外贸企业成本，不仅仅在于降低贷款利率，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也需要相应调低，才能让外贸企业在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健成长。”他强调说。
多管齐下降低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
多位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向记者坦言，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越来越多外贸企业对汇率波动风险对冲的意识较以往提升不少，近年以来他们主动采取期权、远期、掉期外汇交易等多元化金融衍生品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大风险。
但是，相关操作成本增加，令部分外贸企业不得不打起退堂鼓。
一位外贸企业财务总监告诉记者。在8月初银行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从0调整为20%后，银行要求她所在的企业额外增加约400个基点的汇率风险对冲操作费用，原因是银行需要从境外借入美元头寸用于缴纳外汇风险准备金，这笔美元头寸拆借成本需企业承担。
这让她所在的企业左右为难——由于企业外贸业务年化利润率约在5%-6%，这笔额外增加的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一下子吞噬了大部分企业利润，令企业负责人倾向“赌汇率”锁定汇兑风险。
一家股份制银行贸易融资部负责人向记者直言，当前不同规模外贸企业针对汇率风险对冲操作的态度正趋于分化——多数大型外贸企业能按年化约2.2%-2.5%融资成本，从海外轻松借入低息美元，替银行缴纳20%外汇准备金，因而持续加大远期购汇业务进行套期保值；相比而言，不少中小外贸企业鉴于成本考量，只能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跌“随机应变”，通过分期购汇方式规避汇率风险。
“这令中小外贸企业面临较高的汇兑风险，稍有不慎，他们全年的利润可能因为结售汇操作失误而损失殆尽。”他直言。
记者注意到，近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等措施，允许银行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时，在符合实需原则前提下，到期交割方式可以根据套期保值需求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其中差额结算的货币为人民币，用于确定轧差金额使用的参考价应是境内真实、有效的市场汇率。
在一家外资银行金融市场部主管看来，此举某种程度能有效降低中小外贸企业外汇套期保值的操作成本。一旦选择差额结算，他们所缴纳的外汇准备金相应减少，从而减轻企业财务负担。
因此银行对外贸企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开展了业务优化，只要这些企业基于套期保值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不涉及外汇收支，银行基本会采取远期差额交割方式。比如进口企业根据外币合同金额以人民币支付关税（或签订以外币计算、人民币结算的合同），若折算汇率尚未确定而存在外汇风险敞口，只要他们无需支付外汇，银行往往会按照远期购汇差额交割方式帮助企业设计外汇套保方案，进一步降低企业财务负担。
上述外资银行金融市场部主管表示，这些措施也推动越来越多外贸企业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从而减少美元-人民币兑换规模，也起到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作用。
但多家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坦言，随着银行KYC（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审核力度加强，他们所在的银行对不少未有外汇风险敞口（主要是企业自身通过海外关联机构开展了汇率风险对冲）、但具有实际外汇收支需要的外贸合同收紧了售汇与差额交割的审核力度，以防止企业相关贸易背景被“滥用”，成为他们利用跨境贸易结算套取外汇资金转移海外的工具。
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导致外汇监管趋严，部分外贸企业转而借助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渠道，先将人民币头寸转移到境外，再兑换成美元头寸，以此避境内外汇管理政策套取人民币汇率下跌收益。
“如何降低外贸企业汇率风险对冲成本同时加强贸易项下资金跨境流动监管，依然是银行需要持续完善的经营挑战。”上述股份制银行贸易融资部负责人透露。当前他们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海外分支机构从海外金融市场尽可能多地借入低息美元头寸用于缴纳远期售汇业务外汇准备金，从而降低企业远期购汇套保交易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企业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核，落实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
低息贸易融资模式“待挖掘”
在上述东部地方外贸企业协会负责人看来，除了有效降低外贸企业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当前银行等金融机构还需采取措施解决外贸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
他向记者透露，尽管近期银行对当地中小民营外贸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部分银行不再对赴美出口占比较高的外贸企业“抽贷”，但当地外贸企业融资贵现象依然屡见不鲜。
“不少外贸企业私下抱怨银行给出的年化贷款利率超过8%，按照他们不到6%的外贸业务利润率估算，等于做一单亏一单。”他坦言。这背后，是当地不少银行依然将外贸企业视为制造业公司看待——主要看重企业的担保与资产抵押状况确定贷款利率高低，缺乏针对当地外贸企业贸易特点与贸易资金结算最新变化设计相应的低息融资类产品。
“即便部分银行开发了信用证融资、贸易融资等服务，但他们并不了解外贸企业规避贸易风险的具体做法，导致这类贷款产品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差不多年化利率在6%以上，还是覆盖了外贸企业大部分利润。”他直言。
一位城商行国际业务部门主管向记者坦言，银行对这些问题并非无动于衷。此前银行内部曾打算打破国际业务部门市场拓展与风险管理混为一体的模糊管理制度，专门在贸易融资部创建运营、代理行、产品营销、风险管理、货押监管与业务管理等职能中心，进而针对当地不同类型外贸企业设计结构性订单融资、国内国际保理、国内信用证、保函、人民币跨境融资与流程化动产融资等产品板块，有效降低外贸企业融资成本。
“但是，由于银行部门改革牵扯多个业务条线利益纠葛，因此这项改革措施迟迟没能有效推进。”他告诉记者。目前他寄希望于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的扩大，以及相关部门对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与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的鼓励，先推动银行开展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等到相关业务取得不错成绩并有效降低外贸企业成本之后，再说服银行高层力排众议重启贸易融资部门的上述业务变革。
这位城商行国际业务部门主管告诉记者，若当地多数外贸企业拥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加之相关部门要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保本微利”，他所在的银行有能力将贸易融资产品年化利率降至5%以内，从而有效改变外贸企业“做一单亏一单”的窘境。
“甚至银行可以尝试为部分外贸企业安排海外融资，相应的融资成本还能比境内银行下降约2个百分点。”他指出。
记者多方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尝试引入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改善外贸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比如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创设中小微外贸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以风险共担方式联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加大对当地外贸企业的信用贷款投放。
具体而言，这类贷款主要根据外贸企业信用记录与以往外贸出口数据记录提供融资支持，并采取“双保险”模式，即入库企业首先由中信保承保，一旦出现融资风险，将由中信保与中小微外贸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银行三方共同承担信贷损失，以此吸引银行加大对当地外贸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降低相应贷款利率。
在多位外贸企业主看来，随着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外贸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口信用保险申报“无纸化”，将很大程度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同时降低企业操作成本；二是中信保若能执行国内最优惠承保政策（保费为承保额的万分之八），将最大限度降低外贸企业贷款“担保”的成本开支；三是中信保可以向外贸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国外买家资信调查、风险转嫁、国际商账追收等国际贸易流程风险管理支持，帮助外贸企业有效规避潜在的外贸风险与经营风险成本。
“相比金融创新，我们感觉反洗钱的监管压力更大。”一家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感慨说。
2013年底央行正式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明确自贸区内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履行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等义务。如今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核查各类跨境业务的可疑交易，防止自贸区变成资金违规出境的洗钱新通道。
上述自贸区分行人士表示，近期发现一家跨国企业在与国内企业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过程中，利用本国语言拼写手法的多样性设立不同账户，将贸易结算资金分散在这些账户里反复腾挪。
“我个人觉得存在洗钱的可能性。”他表示，银行应该将其所有关联账户进行识别，通过资金流向分析是否存在洗钱嫌疑。但现实的情况，银行内部尚未建立一个能够及时识别高风险账户的数据库，又缺乏具备丰富反洗钱监控经验的人员去跟踪预判这类可疑账户的洗钱行为趋势。
该自贸区分行人士直言，目前银行的反洗钱监控系统更侧重于及时发现可疑的洗钱行为，但缺乏足够的历史交易数据来针对这些可疑账户的洗钱行为趋势做出预测与风险预警。
“做好反洗钱监管，是全球银行业都面临的新挑战。”安永大中华区纠纷协调及审查服务合伙人杨益骅表示。近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为反洗钱管理漏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欧美个别大型银行由于违反美国法律，帮助遭美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所幸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反洗钱监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全球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有意将所有国家进行“分类”：一类是有能力自主建立反恐怖融资与洗钱监管体系的国家；一类是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的国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负责协助这类国家建立一整套反恐怖融资监管体系。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作为FATF的成员国之一，中国也在考虑细化反洗钱监管的具体措施，比如相关部门可能参考欧美国家的做法，按照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风险点，设立一套反洗钱风险控制的监测体系，替代现有的18种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监测模式。
“未来，央行可能会将反洗钱监管的侧重点，放在分析每个金融机构客户的洗钱风险可能性，并要求金融机构所有客户进行评估审查。”上述知情人士直言。
贸易融资暗藏洗钱高风险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透露，目前涉及资金违规转移出境的洗钱路径，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个人选择在某些境外城市的赌场或珠宝店等消费场所进行虚假购物，他们先通过POS机刷卡付款“购物”，再向店家取回相应的刷卡资金，将资金“洗出”境内。随着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对这类涉嫌洗钱的珠宝店、赌场等消费场所采取名单制监控，这类洗钱路径正变得渐行渐难。
二是个人先在信用卡存入大额资金，再到境外用银行ATM机完成信用卡取现。由于这类操作具有低交易频率的特点，通常难以被监管部门察觉，这一方式能够一次性将大笔资金违规转移出境。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已注意到这类洗钱新模式，开始对存入大笔资金的信用卡进行资金流向监控，预防洗钱行为出现。
三是借助贸易融资渠道，采取不合理的转移定价、伪造贸易凭证、虚构货物运输与商品数量等做法，帮助大量资金违规出境。
“至今，贸易融资依然是洗钱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属于反洗钱监管的高危区域。”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余文谦直言。究其原因，不法分子借助贸易融资进行洗钱的手段变得五花八门，比如个别企业先在香港设立一家窗口公司，通过贸易融资从窗口公司支付大笔货款，用于进口一批商品，但事实是这批商品并未交割入境，而是留在保税区仓库，等到合适时机通过转口交易再转卖给第三方。若银行方面仅凭借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合同单三证齐全，看到货物入港就给予贸易融资，没有追查实际货物的流向，就容易被企业钻空子获得大笔资金违规出境。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不无担心地说：“随着自贸区贸易融资流程不断创新，银行面临的反洗钱监管压力变得更加严峻。”
他预计，未来自贸区贸易融资流程可能会与国际惯例接轨。目前的较大风险是，只要货物商品离开欧美国家港口，相关贸易企业就会向自贸区银行申请贸易贷款，若银行难以核查货物的实际交易对手方与货物交割进展情况，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将货物滞留在多个港口，虚构贸易合同实现资金违规出境。
“尤其在大宗商品跨境贸易领域，交易对手特别复杂，有时其最终卖家是受到国际制裁国家的企业，一旦银行没能查明大宗商品交易的真实交易方背景，就容易被国际监管机构怀疑其正在协助这类企业洗钱。”余文谦指出。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透露，银行内部已经要求对一些洗钱监管体系相对薄弱的国家的企业账户加强监管，尤其要做到“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三项基础原则，严防跨境业务过程中的洗钱行为。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主要针对大额可疑交易行为进行反洗钱监管，对洗钱资金的归集路径缺乏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某些洗钱行为变得无迹可循。
一位长期从事反洗钱监控的银行人士透露，即便资金违规出境，同样面临境外国家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反洗钱监管。不法分子往往会寻找境外的合作机构，在一些反洗钱监管措施相对薄弱的国家的商业银行集中开户，然后将一笔大额资金分散划入某些境外人士的不同账户，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分期转移资金，再通过资金归集业务汇总到一个账户。由于这些账户的资金跨境划转往往呈现“高频率、小额度”的特点，如果银行难以掌握全部涉嫌洗钱的关联账户网络，就很难抓住洗钱踪迹。
大数据分析与反洗钱监管兼容难题
为了及时发现洗钱账户网络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引入大数据分析模式。
具体而言，这些金融机构先通过公开渠道，收集所有与涉嫌洗钱相关的可疑账户信息，并进行关联账户的跟踪调查，再做成一个软件程序，供各家银行进行客户信息比对，从而了解自己的客户网络里，有哪些客户账户与这些疑似洗钱账户有过资金往来，从而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预防洗钱行为。
但这种做法的数据更新成本相当高。某些不法分子一旦发现自己的洗钱账户被“曝光”，就会迅速对账户进行重命名，或更换账户注册地点，以此逃避监管。而且，包括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在内的某些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也只是定期更新洗钱可疑账户信息，足够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时间差，在相关机构名单更新前，通过重命名等方式继续从事洗钱活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这类金融机构为此专门雇佣了数百人的团队，专门负责跟踪这些不法分子是否对账户进行重命名，或者换银行开户，进行必要的数据更新。
与此同时，有些金融机构则利用大数据分析，侧重对可疑账户持有者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将某些异常行为与账户资金往来进行关联分析，判断其是否涉嫌存在洗钱行为。
“就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相对固定的，他的洗钱技巧同样存在着某种延续性。”杨益骅表示。但要从一个人海量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找出具体的洗钱技巧与操作信号，并非易事。
杨益骅透露，围绕反洗钱监管的大数据分析模型里，存在着两种数据，分别是结构式数据和非结构式数据。所谓结构式数据，主要是企业或个人财务数据与资金流水明细，这类数据只占大数据分析模型的20%，剩余80%属于非结构式数据，包括邮件里的文字、图片、聊天记录等，且这类数据正在迅猛增长。
“这类大数据分析的难点，就是要将个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聊天习惯、图片、文字内容与账户资金转移动向相关联，找出洗钱脉络。” 杨益骅举例说，比如某个可疑账户持有者每天下午3点定期向某些朋友发邮件，重复提到一些话语，随后其账户与朋友账户之间就产生某些不寻常的资金往来，此时金融机构就要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判断其是否在利用这些话语作为洗钱信号，与他人开始进行洗钱操作，并以此预判其洗钱行为操作方式。
前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坦言，自己曾接触过这两类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反洗钱监控模型，但他认为这些模型主要起到对可疑账户洗钱行为的辅助分析作用。银行要真正建立一套完善的反洗钱监管体系，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银行之间、银行各部门之间的客户账户信息数据共享问题，便于银行内部人员完成“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三项反洗钱监管的基础操作原则。
“有时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个人账户涉嫌洗钱，但这个人可能把某些企业账户开设在其他银行，我们就无法全面跟踪他的所有资金往来，判断他的洗钱操作模式。”上述自贸区分行人士直言。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国际大型银行曾考虑将自身遍布全球的零售银行、私人银行、投资银行部门客户尽职调查工作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客户信息的内部全流通。但是，至今没有一家银行取得成功。
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客户信息保密的需要，银行之间，甚至一家银行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只能彼此分享某些反洗钱监管的技巧与操作经验；二是基于历史原因，有些银行分支机构开业伊始，就没有建立与总部相匹配的后台IT数据处理系统，若银行要实现客户信息的内部分享，就必须花费巨额资金在全球各个分支机构建立统一的IT数据系统。
余文谦透露，基于客户信息共享的操作难度，一些金融监管部门干脆另辟蹊径，比如今年3月份香港出台《有关洗钱及恐怖分子筹资活动的稳健风险管理》，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当客户开设银行账户时，银行柜台人员需询问这位客户今年有没有合理报税，并要求客户对此做出声明。
“这些声明或许只能流于表面，但其显示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有意加强个人账户的反洗钱监管。”余文谦认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则引入代理行的互检制度，加强代理行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方面的风险管理。比如国内银行与美国某些大型银行存在代理行的关系，由后者协助处理国内企业的海外支付、贸易结算、投资融业务等，因此两者每年需要完成代理行互检工作。其中包括两家银行相互向对方发一套问卷，了解对方内部的反洗钱监管标准，是否有完善的风控措施等。只有问卷答案显示双方的反洗钱监管水准处于同一个水准，才能成为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