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股票市场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并不是市场自发力量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成长的原始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企业和投资者，而是来自政府的行政力量。可以说，20年多来，政府的手始终在扶着股票市场前进，股票市场也始终渗透着政府的意图，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与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然而，中国政府对股市的直接干预，一方面使中国股市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股市的“政策市”特征非常明显。
什么是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决策性驱动？
在中国股市十五个暴涨暴跌周期中，绝大部分的周期都能直接看到政府的身影。每当股市持续上涨一段时间后，政府相关部门就会坐立不安，担心股市的上涨会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就急于出台措施来打压，以此来控制股市上涨。比如1996年10月，因担心经济泡沫以及为了防范和化解当时的金融风险，监管层连下“十二道金牌”对火爆的股市行情实行强压政策，结果导致股市暴跌。再比如，2007年5月30日，因担心股市泡沫过于严重，国家税务总局突然公布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决定，由此导致股市连续暴跌三天。
每当股市持续下跌一段时间后，政府相关部门又心生恐惧，担心股市持续低迷，股市融资功能丧失，股市崩盘．便又会不断出台救市方面的政策措施。比如，1994年7月“三大救市政策”的出台，导致股市暴涨。再比如，1999年的“5•19行情”引发的股市暴涨，也是政府救市的结果。
20多年来，中国股市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行情持续上涨时，政府便出台政策措施打压股市，打压导致股市暴跌后，又出台各种救市的政策措施；在股市行情持续下跌时，政府便会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救市，导致股市暴涨后，又出台各种打压股市的政策措施......
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的“政策驱动型”特征非常明显。政府的直接干预是中国股市绝大部分暴涨周期和暴跌周期的导火索，其余暴涨周期或暴跌周期从表面上看，尽管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大多数是政府政策措施的后遗症。比如，2007年5月30日如果没有政府上调印花税打压股市导致的股市暴跌，就不会有10月16日股市报复性上涨创下的历史性向点6124点；如果2007年和2008年没有“大小非”的集中解禁以及新股的密集上市对股市的重创，就不会有2008年的1664点。因此，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预不当的结果。此外，王擎(2011)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与美、英、日三国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幅度最大，并且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表现出较强的“政策驱动型”特征，而美、英、日股市的暴涨暴跌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和事件驱动型”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政策措施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
当然，有时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并非针对股市的，但却引发了股市的暴涨或暴跌，我们应当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本书的观点是，规范的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正常情况下，政府无须专门出台政策措施来抬升或抑制股价。如果由于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股市暴涨暴跌，这是股市的正常表现，此时政府所要治理的不是股市，而是宏观经济。
综上所述，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的“政策驱动型”特征非常明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政策措施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