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俩其实有着相同的打算，问题是去哪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匈牙利人摆脱了纳粹的梦魇。1945年秋，乔治.索罗斯回到学校，此时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已不再分成两班。和乔治一样从纳粹的阴影中走出的孩了们看起来要成熟许多，但恐惧并没有消失，很多学生上学时带着小手枪，战争的创伤仍鲜活地留在许多学生的心中。
德国人走了，跟着进来的是苏联人，面对新的统治者，人们心中同样充满疑问。无疑苏联人比德国人仁慈得多，至少生活上已经趋于安定。鲁巴岛的居民，包括乔治一家又回到岛上。但对苏联入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谁也说不清，因此，离开这个国家念头在许多人心中升起。也许是因为对西伯利亚的经历仍心有余悸吧，提瓦达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为什么不在还有可能取得护照时一走了之呢?
乔治心中也涌动着同样的念头。战争结束了，生活归于平静，15岁的乔治开始觉得鲁巴岛的生活已太受局限，而且他也开始觉得受父亲的影响太大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对父亲说:“要一个15岁的人的想法象一个50岁的老头子，这不是很自然的事。”
父子俩其实有着相同的打算，问题是去哪个国家。
“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算打算呢?”父亲问儿子，“你喜欢去哪一个国家?”
乔治想了想，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去英国，乔治喜欢英国人公平竞争的观念，另外乔治也被收音机中英国的公正报道所吸引。另一方案是去苏联，乔治想“了解一下这个统治我们的新制度。”
起了决定作用的其实还是父亲，尽管这是乔治后来才发现的，并由此觉得父亲更值得敬爱。父亲这样建议道:
“我去过苏联，可以告诉你那边的情况。”于是，乔治决定去英国。
要去英国上学，首先要找到一位在英国的亲戚，没人帮忙是很困难的，于是乔治按父亲提供的地址给一位亲戚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要去英国读书的愿望，但很久没有回音。这时父亲又建议他每周给那位亲戚寄一张明信片“提醒他一下”。乔治照做了，并且收到了奇效，几星期后，回信来了，并且附了一份入学通知。
申请护照也是一件麻烦事。匈牙利的官僚机构拖拖拉拉，眼看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提瓦达变得很不耐烦，并要儿子去投诉这群家伙。这次建议可不高明:乔治成了发照机关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主管人员声称:“我把护照签给谁都可以，就是不给那个一天到晚投诉的讨厌鬼。”最后还是请了保罗的一位在政治警察单位工作的同学帮忙才费尽周折地拿到护照。
1947年秋，17岁的乔治·索罗斯独自一人远走他乡。哥哥保罗为了念完工科学位，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
乔治没有直接去英国，而是先到瑞士，因为他父亲要到瑞士参加世界语大会。在伯尔尼短暂停留以后，索罗斯来到英国。
踏出国门的乔治索罗斯从此不再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仍偶尔寄点钱来，但他在伦敦主要的资金来源却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姑妈。1956年9月，索罗斯到纽约开创事业，同年他的父母也离开匈牙利来到美国，一家人在纽约团聚。
初到美国时，乔治生活很节俭，于是提瓦达开了一家蒸泡咖啡店，但经营不善，不久关门大吉，好在乔治在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能够照顾父母了。
60年代初，提瓦达身患癌症。1968年，这位伟大的求生专家去世，终年75岁。提瓦达过世后，伊丽莎白开始学着独立，60多岁时还上了大学，直到1989年，伊丽莎白以86岁高龄谢世，索罗斯称，在此之前，“她在一直不断成长。”
乔治的哥哥保罗长乔治四岁，乔治说他是“第一个让我了解什么是不公平的人”。因为小时候保罗常常打他、嘲笑他，尽管乔治一天到晚告状，可父母并不特别保护他，这让乔治感到愤愤不平。长大后，两兄弟在异国重逢，从此感情很好。
保罗是优秀的工程师，得到过很多工程创意奖，乔治说他是“家里真正有才华的人”。保罗在生意场上也很出色，他白手起家，只用了15年就建立起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司。
索罗斯喜欢伦敦这座城市，喜欢它的繁华与自由，但遗憾的是他无法享受这一切，因为他太穷了。
这里是富人的世界，靠姑妈提供的那一点点钱单单生活已极度困难，同时他形单影只，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穷途末路”了。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求生之道发生了作用，他反而自嘲道“那不是很棒的感觉吗?”
响至深的人物——卡尔·波普尔。
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的著名学府，原因之一就是她拥有一批著名的教授。这所学校一般被认为倾向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在此任教。它是研究经济学与国际政治趋势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索罗斯如鱼得水。
索罗斯听过拉斯基的课，也上过约翰·米德的课，后者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索罗斯觉得收获不大。真正震感索罗斯的是两位没落的政治保守思想家一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海耶克和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尤其是后者。
海耶克的代表作是1944年的《农奴制之路》(TheRoudofSerfdom)，他在书中抨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它们统称为“集体主义”，认为它“压抑了孕育自由精神的欣欣向荣的机制”。
卡尔·波普尔以他的科学方法理论而著称。1951年，他写成《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imies)一书。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信念;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人们的信仰之间相互冲突，并且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能够彼此加以容忍和接受。在“开放”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能够免于民族或种群间的战争，而战争则是令社会动荡不安的最重要的源泉因。虽说开放的社会也存在“不确定和不安定”，但却远远优于“封闭”社会。
波普尔的思想几乎立即引起了索罗斯的兴趣。索罗斯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也领教过苏联人的政权，他能够很快理解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含义。大师们的理论启发了索罗斯知性认识的发展，奠定了索罗斯的思想基石。
索罗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念完了学士学位的全部课程，但为了拿到学位，他必须多呆一年，好在学校允许他选择导师，于是他选择了波普尔。他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看得烂熟于胸，并写了好几篇文章向波普尔请教，波普尔对自己的学生很欣赏，鼓励有加。
波普尔后来谈起索罗斯第一次出现在他门口时的情景:“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能否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是勤奋好学的学生。我曾以开放的社会为题写过书，显然那本书令他印象深刻。他常来找我，把他的想法告诉我。我不是他正式的指导老师。如果现在他称我为恩师，那是他人太好的缘故。”
事实上，波普尔只见到过索罗斯两次，而且并没有对这位上进的学生留下太多的印象，以至于当1962年索罗斯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已不记得他了。
“开放社会”不仅成了索罗斯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观念，并且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为此，过了几十年，索罗斯在投资事业上取得骄人的业绩后，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创办慈善事业，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理想。
索罗斯宁愿自己是哲学家，尤其是在商场失意的时候。1962年，索罗斯再次投入哲学探索，并且写成一篇名为《意识的负担》
(TheBurdenofConsciousness)的哲学论文，这导致了他与波普尔的再一次见面。当时，索罗斯从美国把论文寄给波普尔，引起了波普尔强烈的兴趣，于是索罗斯决定去拜访他，但结果却令索罗斯失望。
“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会面,”索罗斯回忆道“当时很多人在伦敦经济学院等着见他，他们知道我和波普尔有约都很不高兴，原因是这些等他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都希望得到波普尔的接见。而我却好象是一个插队的人，于是我跑出房门到电梯口等他。他一踏出电梯我就上前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原来你不是美国人!’我回答说:‘不是’。他说:“那真叫人失望，让我告诉你原因。接到你的论文时，我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白我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学说的美国人了，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我的信息广为传播。但你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了，所以不能算数。我觉得失望。”
尽管索罗斯引起了学生们的嫉妒，但失望的不只是波普尔，波普尔高兴知道的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能够了解他的理论，而索罗斯不是。但他仍鼓励索罗斯继续努力。
随着波普尔年纪的增加和索罗斯声名日盛，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波普尔于1994年去世。
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期间，索罗斯的成绩并不理想。他曾热切地想走学术路线，梦想能成为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或者象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当然，波普尔也是一个好榜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想逐渐破灭，虽然说作个理论家是索罗斯一辈子的梦想，但终未如愿。即使有些人注意到他的哲学思想，恐怕也是受他在金融领域的非凡表现的影响。
索罗斯自称为“失败的哲学家”。
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在其间思考了大量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后米提出的他自认为相当重要的发现就是源于此时的思考:
“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有若干瑕疵或遭到扭曲，接着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对事件形成的影响上。”
这一观念正是索罗斯后来创立的投资理论――荣枯相生理论的基石，而此观念的形成则可追溯到战争期间的经历以及父亲提瓦达的教导。
哲学可以填充大量的时间，却不能填饱肚子。在伦敦读书期间，生计仍是摆在索罗斯面前的大问题，而且现在还要交学费。
忙于学业而又一文不名的索罗斯想到了犹太人监护会(JewishBoardofGuardians)。希望能得到犹太同胞的帮助，但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他是学生，而监护会只帮助收入少的受雇者。年轻的索罗斯很难理解这项规定有什么道理。
很快一件不幸的事故使问题出现转机。在接下来的圣诞节假期中，索罗斯在一列夜班火车上作兼职服务员，不慎摔断了腿，治疗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索罗斯认为这次他已在铁路公司做事，当然有资格得到帮助，“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从那些坏蛋手中弄到钱。”
于是，他再次来到犹太人监护会，说明自己因为工作而摔折了腿，然而因为工作并未取得法律许可，所以无法取得政府的救助。索罗斯让他们相信，自己已陷入困境，急需同胞的帮助。当然，他隐瞒自己仍然是学生的事实。监护会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但为了拿到钱他必须每次拄着拐杖爬三段楼梯。
好景不长。不久，监护会发现了索罗斯的“谎言”，援助资金被中止。索罗斯可不是个容易认输的人，他马上给监护会写了一封“痛彻心扉”的信，表示监护会对待犹太同胞的态度和方式，实在令人心寒。
想不到这封信收到奇效，监护会被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所打动，不仅每星期的救助金恢复了，更棒的是现金是寄来的，不必他再每次千辛万苦地爬楼梯到监护会办公室去领。
尽管拿到钱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索罗斯对早先受到监护会的污辱却耿耿于怀，索罗斯报复的方式是,在他腿伤痊愈，已经在法国旅行时他才通知监护会可以停止寄钱了。
这段经历对索罗斯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此以后，他几乎讨厌一切慈善机构，以至后来自已兴办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虽然生活艰苦，学业也似乎不很顺利，但索罗斯总能保持情绪的开朗，他常常表现得“自得其乐”。
一年暑假，他在一家游泳馆里打工，但很少有人来游泳，所以作看护的索罗斯就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到隔壁一座很大的公共图书馆里看书，尽情地沉迷于观念的世界里。他把那段光阴叫做一生中“最棒的夏天”。
1953年，索罗斯取得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可以肯定，从事金融业不是索罗斯的最初选择，我们还记得索罗斯的哲学家梦想。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学位不能带来一切,甚至不能带来一份满意的工作，离开学校，索罗斯要做的第一件事仍是找一份工作，用以糊口。
索罗斯的第一件工作与金融完全无关。在一位同窗的推荐下，他来到一家精品生产公司作业务实习员。当时，英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很难，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外国人，索罗斯运气还不算坏。这家公司生产新颖廉价的饰物、纪念品和定做珠宝等。名为实习员，实际上索罗斯并未在公司接受什么培训，因此他实际上始终是个推销员。
失望之余，索罗斯很快跳槽到一位客户所开的批发公司。在这里他的第一项差事是向伦敦的烟草零售商推销，但事实上那些零售商已自行组成了几个批发集团，“外来户”很难再打入市场。后来，索罗斯被派往威尔士，负责向威尔士海滨度假区的零售商推销，这回运气尚可，索罗斯做成几笔交易，而且已经有了一辆当时英国生产的最便宜的小轿车代步。索罗斯的沮丧心情稍有缓和，但他仍觉得现实与理想太遥远，十年寒窗的目的难道就是这些吗?
“那是我事业的低谷。”索罗斯后来回忆说。
索罗斯开始对各种行业细加观察和研究，他发现投资是个赚钱的行当，因此决心到投资银行去发展。
他开始写信给伦敦各投资银行的总裁，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在此之前，恐怕还从来没有人写信向陌生人毛遂自荐。
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索罗斯收到一些回信，其中一家银行总裁约他见面，而这位总裁唯一的目的就是说明索罗斯把他的名字拼错了。
另一家名叫拉札德佛雷斯的公司总裁的面试则颇具有教育意义，索罗斯从他那知道了伦敦金融业的奥秘。他告诉索罗斯，在伦敦金融界谋生就仿佛缘木求鱼，在这行里起核心作用的是一种叫“聪慧裙带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银行总裁都有好些侄子外甥之类，而其中最聪明过人的，就是日后的下一任总裁。如果你和他念同一所中学或大学，还有点机会进入这家银行，但外国人却几乎没有这种机会。此人奉劝索罗斯不要妄想在这个行业发展。
那位总裁也许不无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番话刚讲完就有一家叫辛格佛利兰德(Singer&FriedLan-der)的银行雇佣了索罗斯。当然，这家银行的总裁是一位匈牙利人，因此，前面那位总裁没有说错。
1953年，索罗斯至少换了三份工作。而这一次是决定性的一次，索罗斯从此踏入金融界。
此时，恐怕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索罗斯的存在，但从此以后数十年间，一条“金融大鳄”不断成长，他的影响力将超过业内任何其他人，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撼，赞叹、诧异、辱骂、诅咒将伴随其一生。
索罗斯注定是金融奇才，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刚刚踏进金融界的门槛的索罗斯并没把“天才”两个字写在脸上，也未表现在他的工作中，甚至可以说他刚进金融界的时候倒象一只蹩脚的鸭子。
索罗斯的工作是为公司做复式记帐，但他几乎没有一天在结帐时能够做到借贷平衡，主管每天都要重新核对一番，自然对索罗斯心存反感。
接下来，索罗斯到了套利部，开始从事黄金、股票的买卖，设法从不同市场间的价格差中套取利润。在新部门中索罗斯表现仍不算出色，不久，他又回到总公司。
尽管索罗斯卖力工作，但仍不尽如人意，这种琐碎细致的工作不适合他，让他感到丧气。
索罗斯又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周末，索罗斯赴巴黎与哥哥见面，由于遇到大雾，直到星期二才回到办公室。很快，总裁通知索罗斯到他办公室去，向他表示不满，并且告诉索罗斯虽然公司不在乎他留下，反正他的薪水不高，但很难找到一个他适合的职位。此时索罗斯已心生去意。
说来凑巧，当天中午索罗斯和同事劳勃·梅尔一块吃饭时聊起和总裁谈话的情形，劳勃·梅尔马上表示，他父亲是纽约一家小型经纪行的老板，正需要人帮忙，并问索罗斯是否感兴趣。
考虑一段时间后，索罗斯终于做出又一个影响其整个命运的决定到美国去。
总的看，在英国的八年时间对索罗斯的一生非常重要:他脱离了家庭的羁绊，开阔了眼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索罗斯就已具有了国际眼光，他一直是“世界公民”;他完成了学业，并奠定了哲学基础，成为一生事业和生活的动力源泉;他开始了事业的探索，尽管还远不算成功，但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将使其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