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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安证券成立的上百人的研究所，成为很多君安人的共同记忆。该研究所由杨骏一手创办，每年7000万元的预算在业内亦属罕见。研究所为当时股市盛行的技术之风，树立了另一种楷模，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杨骏认为，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究。他制订了庞大的内部培训计划，公司员工被分批送到海外培训，并计划招聘留学生人才。1996年以来，君安安排其中层以上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英语，并陆续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进修。

进军海外也是君安时代末期的一着猛棋。1998年年初，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摇摇欲坠之时，杨骏前往韩国。其时，韩国第四大证券公司东西证券刚刚宣布破产，“当时1亿美元便可收购”，这是君安希望收购的目标。杨骏看重的是东西证券在全球都有办事处和席位，通过收购，君安可一跃成为国际投资银行。当时君安还有意并购一家犹太人百年前创办的位于纽约的小型投资银行。

很明显，当时君安的目标是建立一家国际化的投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时，有实力与海外投资银行同场竞技。原君安的员工透露，杨骏十分勤勉，他从1994，1995年就开始看巴菲特、索罗斯的英文版著作，博览外国资本运作经验的书籍，这为君安的未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这些超越时代的构想并未能实现，但敢于设想这些国际收购行动本身，清晰地勾勒出君安当年大胆无忌的作风。但在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就是最现实的禁锢。

尽管当时君安是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风头一时无两，但在发展初期，君安野蛮激进的风格一直为人所争议，尤其是在悠意妄为地操纵股价上。毕竟处在利益核心地带的君安，注定会受到同时期券商恶炒之风的影响，势力不断扩张的君安无法再做到明哲保身。其实君安成立后不到两年，就遭遇了1994年开始的几年大熊市，这让君安一度亏损高达20亿元。君安的暴富时期则主要集中在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