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参与者，你要按规矩行事，作为公民，如果这个系统是错误的，你有责任去改变它，纠正它的错误。
避险基金风险非常高，但也吸引了众多的人，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愿意属于某个团体，以加入俱乐部为荣，但绝大多数还是冲着令人眼晕目眩的利润而来的，毕竟高风险意味着潜在的高收益。这些投资人的钱通常要留在基金中很长时间，赚到钱之后会再投进去，从而利上滚利，越积越多。
一般的基金管理人，比如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的经营者，总是比较保守，通常通过分散化投资来降低风险，他们只用少数投资技巧来维持既令人比较满意又不受巨大风险的收益。而避险基金则不然，他们的心态极为积极，毫不保守，常常是选准极少几个目标进行集中操作。
令人心惊肉跳的一种手段是使用杠杆，也就是借钱来投资，靠从别处筹来的钱来生产钱。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段时间里，行情很好，靠自己的资本能获得28%的收益率，但对避:险基金经理人来说，利润不只会停留在28%，投机家们通常会按某个比率要求，假设为5%，来借钱，这是一个20比1的杠杆，意味者只要付出5000万美元的现金，就可以借到10亿美元来从事投机。而结果是，投资人的钱的收益率会达到560%，也就是，如果自己有5000万美元，就可以赚到2亿8000万美元。
多么令人眼红的利润!
那是勇气的考验，非常残酷，投资人必须拥有某种智慧、某种信心，才能投入这种战场，因为对投资人有任何一点不利的波动，也会通过这一杠杆，给投机者以重创。
索罗斯是个大师，是个杠杆操作的大师。他有那样的胆识，对于所下的赌注，有着极大的信心，也有一套财务控制手段以确保自己的钱多于所用的信用杠杆。
然而索罗斯毕竟不是神，信用杠杆给他带来财源滚滚，同样也让他为之吐血。1994年2月美元兑日元汇价在一天里变动了4%到5%，便让索罗斯损失6亿美元之巨。在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4%到5%的波动并不罕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提高利率四分之一个百分点，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便会一举跌下近100点。
信用杠杆要求投资人对风险有一种偏好，而且还要十分明智地使用。它可以一夜之间让人暴富，也可能使这些财富在第二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避险基金操作还有一招，就是卖空，也就是卖出自已并没有的商品、股票、外汇或债券等。期望价格跌下去，以便以后用较低价格买进，交付给买方。索罗斯能在92年9月创造英镑危机，也靠他卖出了不计其数的英镑，其实，他的手中根本就没有英镑，当危机爆发后，英镑汇率下跌，他再重新买进来以支付那些卖空的条约。
一位华尔街知名的避险基金经理人这样说道:“证券分析之父葛拉汗认为股票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价值，这些环境包括利率、经济状况和公司的获利能力等。那些分析师或基金经理人的工作，是找出价位高于内在价值的证券。普通投资人会卖出这一证券，而避险基金则会卖空。反过来，当价位低于内在价值时，也即价格偏低，普通人会用自己的钱买进，而避险基金经理人则会借助信用杠杆,借钱来买进更多的数量。”
避险基金不只会用信用杠杆或卖空，市场上还有许多东西供他们挑选，比如期货、期权和其它衍生金融产品。这些工具还可以细分下去，象期货就有许多品种:商品期货、外币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等等。即使专家看了也会眼花缭乱，所以他们的仓位更集中在某些投资工具中，无论是操作的频度或是数量都非传统的基金经理人所触及。
避险基金之所以这么积极地去赚取利润，是因为经理人通常会获得基金利润的20%，而对传统的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经理人来说，不论资产的表现怎么样，只能拿总资产的1%左右作为管理费收入，所以他们没有很急切的个人欲望，去积极地奋斗。
避险基金的成长速度十分惊人，避险基金的操作者们投入庞大的资金到金融体系，有能力对金融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政治家们认为金融体系的骚乱的幕后罪魁祸首是避险基金，他们开始谈论需要新的法规来管理。
但是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立场应当怎样呢?他自己是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使他有能力在东欧进行他的慈善事业。索罗斯喜欢自称为不稳定状态专家，靠着金融市场中的不稳定谋生。但是他又赞成成立一个集中管理的银行体系，这不是一种矛盾吗?
“在外汇市场投机,我一点也不犹豫，虽然我认为外汇市场需要稳定。我们应当区分参与者与一般公民的不同。作为参与者，你要按规矩行事，作为公民，如果这个系统是错误的，你有责任去改变它，纠正它的错误。”
早在1993年初，索罗斯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便越发引起政治家侧月。这些政治家的记忆里，无法忘却并购年代如火如茶的情形，迈克尔、米尔肯、伊万、波斯基和一些其他巨星，赚进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一开始时，每个人都惊异于这些金融界巨子的聪明才智，后来大家终于发现了，这些金融大腕并不象他们外表看起来那么聪明，而只是利用内部消息大赚其钱。
政治家们想要好好观察乔治·索罗斯和整个避险基金的运作。他们没理由相信他的行为和米尔肯等人相同。依他们之见，索罗斯之所以值得怀疑在于他的钱来得那么快，那么多。华盛顿总是对此惴惴不安。1992年，证管会曾针对境外基金，提出了厚达500页的报告。提出这份报告时，正值人们怀疑三大避险基金在美国财政部出售公债时，大量买进。那时的公债标售过程中，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责为企图围标。政府的调查人员发现这三个基金，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都没有问题，他们作出结论说:避险基金不需要更严格的管理。
在政治家们的眼里，一些金融高手赚得了巨额财富，然而糟糕的是，他们对这些高手的所作所为以及赚得巨富的方法一无所知，华尔街里面的人都有可能不清楚，更何况置身华尔街以外的人呢。华盛顿不安地觉得，为了维持一种正义，他们有必要找索罗斯和其他一些避险基金的经理人来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他们来向公众说清楚。
1993年6月，众议院的银行委员会主席亨利·刚萨雷斯公开宣布，计划请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来跟踪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外汇交易情况。他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说，他非常好奇，很想知道索罗斯怎么能赚到那么多利润，索罗斯的资金有多少来自银行贷款，以及美国银行家因为借钱给索罗斯的基金需要承受多大的风险。这位国会议员这样向外界宣布:
“近期内，我将请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调查索罗斯先生在外汇市场的行为，以弄清楚索罗斯先生有没有可能操纵外汇市场。”
“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最好能够充分了解索罗斯先生操纵外汇市场的方法。因为在操纵各种货币的价值时，他们和他进行的是正面的斗争。”
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于3月间在巴塞尔集会，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预定4月间举行。索罗斯和各避险基金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因为两个机构威胁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他们。
于是那年春天索罗斯成了避险基金的代言人，以为因应。他决定尽可能博取好感。3月2日在波恩，他宣称中央银行当然有权规范庞大的避险基金。“我察觉到，术受规范的市场先天上就不稳定，”他告诉记者，“我想，主管当局理该有所规范。”
“我真的相信，不受规范的市场，终有崩溃之虞，因此(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准备就这事和他们合作。我只能希望，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样的规范，产生的弊都不要多于利。”
有人指责避险基金使得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性增加，询及对这一点有何看法时，索罗斯说:“我会说，市场本来就有过度反应的倾向，因此我一点不相信有所谓的完美市场存在。我也不认为避险基金很完美;否则它们不会一天之内赔掉5%。”
巴基尔的会议结束后，十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总裁找不到好理由订立新法规，以规范避险基金或者使用自有资金在国际市场交易的银行业者。市场已从那一年稍早的骚动不安中启航矫正，没有理由预期会有进一步的麻烦。不过还是有些观察家有种独特的感觉，认为避险基金使出各式各样的骗术巧妙地脱逃，因此需要更多的管制。
丁威特雷诺兹公司股票研究部门资深副总裁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威廉.道奇这么说:“要是你说，今天给我50美元，你就可以拥有100英两的黄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要它，就能来拿，但要付我当时的市价和50美元之间的差额，那我就卖你一个可以拥有100英两的选择权。现在，当我进入这一行时，如果我和很多人达成那样的协议，就会被归类为交易未登记的证券。”
“我搞不懂何以今天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没登记的情况下滋长茁壮。由于这些东西没有登记，所以不需在某个定点交易。如果它们没在定点交易，有关的纪录和交易情况就没有;市场的构成、交易条件、个别交易的内容就无从得知或了解。……”
“避险基金投资的构成变得如此庞大……如果它们失败，(它们)会对银行体系制造系统性风险，从而危害到整个社会的金融结构。”
“市场本来就有过度反应的倾向。”
听证会举行前一天，刚萨雷斯发表的立法声明，威胁要让这个领域(不当的管理)，成为“直接违反法律”的行为，并指出希望“国会加强监视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动”。
立意很不错，但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提出新的法律规定之前，必须先解决更为基本的问题。虽然这个委员会主管的范围是金融，但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无人知道避险基金是何以运作的。很少人了解他们使用的深奥难解的金融工具。
为了取得若干答案一实际上是上一堂避险基金的入门课程一他们请索罗斯1994年4月13日出席听证会。听证室内座位开始坐满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乔治·索罗斯的表演是那一天华盛顿最棒的一幕。
听证室挤满了人，最后只能站着听。避险基金入门课程即将开始。“老师”宣读一份声明，“研讨会”终于开始，桌上放着他的部分金融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国会议员找错路狂吠不已。他利用自己的理论说明何以如此。
索罗斯首先指出:“委员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问题感到关:注是正确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确有可能变得不稳定，因此需要经常严密的督导，以防止严重的混乱。”
刚萨雷斯和另一个委员相视一笑，对索罗斯的这句话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索罗斯认为一般人接受的理论是认为金融市场是倾向稳定的，而且也往往能正确地预测未来的情况。而他的理论与此截然不同，他斩钉截铁地说，金融市场没有办法正确地预见未来，却可以影响经济的基本面。一旦出现这样的事，市场行为便与有效率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正常状况相去甚远。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在各个领域是存在着的，反射作用有时具有破坏作用，原因正在于它们影响经济的基本面。
索罗斯再一次引用了他1987年的著作《金融炼金术》，他为许多人不理解这本书里的观点很是悲哀。事实上，后来一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时，也说(金融炼金术)过于高深，看不懂。
索罗斯向国会议员们详细地解释了他的“一窝蜂行为”理论。他这样说道:“所谓一窝蜂行为，是反映投资人在价格攀升时就不断买进，价格下挫时就不断卖出，从而形成一种潮流。假如市场全由一窝蜂行为支配时，大起大落的过程就会出现，这种行为是市场崩溃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
议员们在索罗斯的金融理论中迷失了方向，如云山雾罩一般，他们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了，他们把索罗斯弄到这个讲台上，是想让他辩白一些什么，而不是要让索罗斯来给他们上一节非主流金融理论课。
索罗斯继续分析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一窝蜂行为?避险基金可能是因素之一……但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因素更重要，更值得大家好好地端详一下。其一是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共同基金扮演的角色，其二是衍生性金融工具的作用。”索罗斯毫不容情地指出机构投资者在本质上就是一窝蜂。因为他们往往追随趋势而行。“为什么资金会一直拥入?他们经常维持低于正常的现金余额。因为他们预期资金会再流入。资金流入时，他们必须增加现金，以防投资人赎回。”结果，“他们创造了部分的金融泡沫。”
索罗斯试着尽可能和衍生性金融商品保持距离。所谓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从股票、债券或商品衍生出来的金融合约。银行委员会对这些金融工具十分好奇。索罗斯说的话，听起来就好像连他这位终极投资高手，也很难讲清楚它到底包括什么。它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台上积极活跃的避险操作和避险基金混为一谈。除了‘避险’一词，它们之间没有相同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会对衍生性金融商品感到迷惑?
索罗斯表示:“它们有许多种，其中一些深奥难解，涉及的风险，连最精明的投资人也不是很清楚，而我想我是其中位。这些工具中，有些似乎专为机构投资人设计，让他们去赌本来不被允许的东西。”
“我们很保守地使用选择权和比较奇特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我们的活动是逆势而为，不是随势而作。我们试着尽早抓住新趋势，而在稍后的阶段，则试着抓住反转中的趋势。”
索罗斯留下清楚的印象:就算国会决定要规范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他也并不在意。“看看最近狂热冒出的工具，或者将本息分离的工具……我不很确定它们真的有必要。”
对索罗斯的这一番话，蒂姆·福格森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责，索罗斯有点不厚道，不能因为其他某些人最近赔了钱，“这位投资泰斗就在国会批评自已没有用到的技巧。”
索罗斯接下来很简短地谈到当前的市场状况:“我愿意强调，我没看到市场有崩跌或-蹶不振的立即危险。我们刚戳破了资产价格上涨产生的一些泡沫。因此，目前的市场状况远比去年年底健全，我不认为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十分忧虑。”换言之:大可放心买进美国证券或标准普尔500种股价指数期货。
索罗斯抨击克林顿政府在贸易上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以及试图唱低美元。“这对美元的稳定和市场的稳定有相当大的伤害。拿压低美元当作对日本的贸易政策，是种危险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这么使用。”许多人从大师口中听出了相当明显的市场信息:做多日元和放空美元，直到贸易谈判稳定下来。
索罗斯开始为自己的量子基金作出辩护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经营了二十五年，从未出现过不能应付增加保证金的情形。索罗斯告诉议员们他很少使用期权或其它比较复杂的衍生性金融工具。索罗斯对议员们说:“我们的活动往往和流行趋势背道而弛。我们往往设法在趋势刚一出现时把握先机，然后在趋势到了强弩之末时把握趋势的逆转。因此，我们的活动是使市场趋于稳定，而不是使市场趋于不稳定。
议员们被索罗斯搞迷糊了，一场质询索罗斯是否操纵市场的听证会，仿佛可以结束了，索罗斯用自己的话告诉了大家，他不仅不是市场上的操纵者，而是一个混乱市场上的“卫道士”。
索罗斯继续试着避免避险基金成为听证会的焦点，他指出在投资世界里，避险基金所占比重没有那么大。索罗斯告诉银行委员会，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平均每天的货币交易额为5亿美元，这种交易水准不会影响市场，因为避险基金顶多占有外汇市场每天成交量的0.005%。
索罗斯认为，解决货币危机和骚乱的方法，是不要固定汇率。他说:“那太僵化了。”但他也反对汇率浮动。“自由浮动汇率制有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反应过度，走上极端。”他的解决方法是:“七大工业国主管货币政策的官员，应该相互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让彼此之间出现很大的差距，而从根本上埋下市场不稳定的种籽。”
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索罗斯看得很清楚，他们还是不明白避险基金到底在做些什么。
“避险基金到底是什么?”他们一问再问。
索罗斯试着向他们说明，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概念包藏着许多原本不是它要的东西。“这个名词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之后，涵盖十分广泛的活动。它们唯一共同的地方，在于经理人是依绩效而给酬，而不是从所管理的资产中抽取固定的百分比。”
用这种方式描述避险基金似乎很奇怪特别是出自避险基金大王之口。但是索罗斯没有兴趣开个研讨会去定义避险基金是什么。他想传达的讯息是:避险基金，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在金融市场中做一些好事。
索罗斯向听众讲了一句最坦率的话，为避险基金辩护:“老实说，我不认为避险基金值得你们或主管当局伤脑筋。”他说，那年稍早股票和债券价格急挫，不应怪罪到避险基金头上。“我不接受任何人的盖棺定论，或暗示我们的行动有害或造成不稳定。”
索罗斯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也就是像他那样一位民间投资人，累积起足够的资金，能够操纵意大利里拉或英镑等货币。
“不会,”他答道，……我不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有能力，背逆市场基本面，成功地影响主要货币的外汇市场，但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和全球外汇市场的规模比起来，避险基金小巫见大巫。较次要的货币，也因为市场欠缺流动性,能防止任何投资人成功地影响它们的汇价。如有任何投资人建立了那种货币的大仓位，企图影响汇价，将因欠缺流动性，在卖出仓位时面对灾难性的后果。
索罗斯因为支持立法规范而感内疚，他也承认公司里的其他人试着说服他，应该高声疾呼反对立法管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布鲁斯.文托询问索罗斯关于最近金融市场波动的事情，索罗斯答道:“不瞒你说，我们为我在此出席之事做准备时，稍许谈及了这件事。我说，坦白讲，衍生性金融商品工具的发行或许应受管制。接着我的合伙人……指出，不合时宜的法令规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主管当局只对负面的事情有兴趣;对正面的事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希望避免大灾难发生。”
“因此……如果你们规定义务(象股票那样,向某个管理委员会登记)……那真的会产生一股对繁文缛节的抗力，因为主管单位的兴趣和市场的兴趣不相称。因此他要我不要做那样的建议。”
听证会上，发言认为不需要进一步管理的人，不是索罗斯一个。主管官员也认为，应该淡化避险基金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对银行体系及对投资人可能产生的风险。金融检查署长尤金·鲁威格指出，八家国内银行拥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平均不超过资产的0.2%。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亚瑟·李维特在听证会上表示，依目前的银行和证券法，几乎所有的避险基金活动都受到高度严格的管理，因此不需新另订新法。出席作证的三位主管官员，都认为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赞成管制,”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约翰·雷威尔指出，“但我们强烈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
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对索罗斯的说词，反应如何?
托玛斯·弗雷德曼隔天在《纽约时报》撰文总结道:“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受教于那位能够点石成金的人，既敬且畏，但同时对避险基金的神秘世界十分好奇，两种感情交互激荡。避险基金是富有投资人的合伙事业，在全球各地搜寻通常是十分奇特的货币、债券和股票投资标的。避险基金大起大落的故事，包括索罗斯先生最近一次货币交易赔掉6亿美元，使得这些基金的神秘色彩似乎更浓，而不是更淡。……”
索罗斯那一天在华盛顿作证，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仅仅说服国会还不够，他还想转变新闻媒体的看法。罗伯·约翰逊奉命接下这个任务。约翰逊是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常务理事，老板这次前往华盛顿，由他陪同。
听证会结束后，约翰逊向新闻媒体说，乔治·索罗斯这位投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还需要做更多的沟通，好让国会和大众明了。“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关避险基金的神话。我们还需要和新闻媒体多聊聊。”
约翰逊显然为了更坦白些，透露了索罗斯怎么配置资产，以及如何运用信用杠杆:索罗斯的资金中，通常有60%投资于个股:在这方面，索罗斯很少利用信用交易。
20%投入总体交易中――下注在货币和全球性的指数:这一方面，运用的信用杠杆，有时高达资金的12倍。
另外20%用在约翰逊所说的“预防性准备”上，例如国库券和银行存款。他说，这20%有吸震缓冲作用，目的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争取时间，做为投资组合的减震器”。换句话说，万一需要补缴保证金，马上有钱可用。
乔治·索罗斯作证完毕，从种种迹象来看，他表现得很好。两个月后，拜尔伦·伍恩(ByronWien)和证管会一位官员吃晚饭。他们谈到听证会和索罗斯出席的事情。伍思后来说，那位证管会官员“认为乔治做得很棒，因此证管会也不再烦恼什么事情——而且国会也不再烦恼避险基金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