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分析师安德鲁 ‧ 劳伦斯首度提出“摩天大楼理论”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高楼落成的前后。宽松的政府政策及对经济乐观的态度，经常会鼓励大型工程的兴建。然而，当过度投机心理而起的泡沫即将危及经济时，政策也会转为紧缩以应对危机，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政策与经济转变的先声。这一惊人发现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故此，“摩天大楼指数”也被称为“劳伦斯魔咒”。
1907年的美国信贷危机在金融海啸中被反复提及，人们记得当时金融危机席卷全美，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人们也记得危难时刻的“救世主”摩根，他注资托市的“英雄行为”化解了危机，也成就了自己“史上最伟大银行家”的声誉。然而，鲜有人还记得在危机背景下诞生的两座摩天大厦——1908年至1909年落成的纽约新加大厦和都会人寿大厦。
1930年代初，华尔街40号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相继落成，没有人会忘记同期一泻千里的股市，《光荣与梦想》中描述的美国1930年代的情景成为许多人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
197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荣誉，而历史教科书把这段时期的笔墨交给了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面对包庇以色列，又不肯对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提价要求作出让步的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决定利用石油武器教训他们。石油提价和禁运立即使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一片混乱，最终引发了1973～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取代了西尔斯大厦的最高纪录，而亚洲金融危机也于此时肆虐世界。有人感慨，1999年诞生的“摩天大楼指数”如果能提早两年推出，很可能马来西亚人会重新考虑是否修建双子塔。不过显然台湾人没有把这一指数当回事， 2001年建成的台北101大楼见证了高科技泡沫破灭，全球股市狂泻。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兴建之初，曾有人提起“摩天大厦指数”预言，投资方日本建筑公司总裁森稔在全球地产界是出了名的喜欢摩天大楼的人，自然不会为了一条草根经济规律，就将刚迈出国门的腿收回去。当时勉强提出的反驳理由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海外投资，这与其他本地私人财团或国有企业斥资兴建的世界级高楼情况不同。2008年8月，环球金融中心落成，9月，全球金融海啸如约而至。
2010年1月，耗资41亿美元的全球第一高楼迪拜塔落成。迪拜塔使得迪拜以全球地标性建筑所在地的身份赢得世界关注，但迪拜的房产价格继去年重挫50%后再跌去30%。2007年7月，迪拜塔被正式确认为全球最高建筑物当天，次贷危机和信贷风潮即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欧美。
原因分析：
首先，人性使然。
人性有盲目自信的一面，具体体现在对客观事物认识不足以及偏执于对事物的主观看法上。劳伦斯把他发现的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联系称为"百年病态关联"，但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又何止百年。
以史为鉴，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现象早有体现。商朝兴盛时，纣王兴建造鹿台，引得民怨四起最终于鹿台自焚；清代鼎盛时，乾隆帝大举修建园林，导致国力衰落最终丧权辱国。
其次，利益推动。
在商业行为中，逐利是商业活动的前提条件。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利率相对于人们对于未来收益的预期来说，一直都是低的。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系列利益传导途径，也就是利益链条。经济的繁荣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对土地价值和资本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由土地价格、企业需求和资金支撑这三个因素所构成的利益链的作用下，可以刷新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计划，就应运而生了。
就像日有昼夜、季有冬夏一样，经济也有自己的景气周期。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低廉的利率、膨胀的需求、上涨的资本价格，以及大多数人盲目乐观的心态，所集合产生的黄金状态构成了摩天大楼的需求，但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往往摩天大楼才刚刚一竣工，经济便开始步入衰退期；在摩天大楼真投入使用的时候，经济很可能已经陷入困境。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经济危机总是与摩天大楼的兴建如影随形，也常使全球第一建筑成为逝去繁荣的纪念碑。
现实上，"摩天大楼指数"并不合适作为最终决策计划的依据，它的意义，更多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思想方法，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使人们可以更理性地进行投资。
据悉，在建中的北京市最高地标建筑“中国尊”，于4月28日凌晨建筑高度突破500米，建成后的“中国尊”将成为北京市第一高楼、首都新地标。而与此同时，房贷政策史上最严、金融监管风暴下大盘下跌，“劳伦斯魔咒”是否将在中国再次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