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分析投资法总评——股票价值分析及估值困惑
所有价值投资方法的核心或重心，都是对股票所代表的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然后比较价值与股票当时价格的差额，如果差额是正数即价格低于价值，就值得投资，否则就不值得投资，而且，随着价值投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及其增长性和稳定性。因此，价值投资其实也是对趋势的预测，只不过它关注的不是技术分析眼中的指数或个股的技术面派生性趋势，它要分析预测的是上市公司基本面本源性趋势，对个股价格的技术面趋势则完全忽略不计，至于指数，无论是基本面趋势还是技术面趋势，在理论上也都不是特别关注，但在实际的投资操作中，肯定也会有所考虑。
企业内在价值是价值投资方法的理论基础，也是逻辑假设，即认为股票价格与企业内在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前者是经常波动的，后者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二者往往存在背离，这就为价值投资提供了机会和安全保证，假如价格和价值总是一致的话，就无所谓价值投资了。也正是这一点，使其与趋势技术分析投资者区分开来，因为趋势投资者是不做价值与价格区分的，他们认为二者原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内在价值最先是由格雷厄姆在总结前人磐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他重点强调的是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他认为这种价值是能够被事实确定的，是可以量化出来的，这些事实包括公司的资产、收入、红利以及任何未来确定的预期收益，也就是企业价值的定量分析。因此，在格雷厄姆那里，内在价值的含义是较为狭窄和相对静态的，侧重于企业有形资产，而不看重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等。
费雪在格雷厄姆之后，第一个把内在价值的内涵加以根本性扩充，集中表现在注重内在价值的成长性和定性分析，他把这样的“内在价值”称为企业的特质，即上市公司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水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得公司的利润逐年递增，因此，他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及其所创造的价值，于是，就将那些能够增加公司未来价值的因素，也纳入到内在价值的分析之中，即他提出的判断企业成长性的十五个要点。因为企业价值分析无外乎就是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所以，格雷厄姆和费雪基本已经将价值投资理论的框架定型了，这样，继承者巴菲特和林奇等，就没有必要再过多地探讨价值投资的理论问题，主要任务是对二者的理论加以综合、完善以及实践，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前期的巴菲特更偏向于格雷厄姆，但中后期的巴菲特，已经将格雷厄姆和费雪两人的观点与方法彻底地融合了起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完善，从而达到了更加高超的境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价值投资方法的标杆。至于彼得·林奇的投资方法，基本上也是由格雷厄姆和费雪融合而来的，在其投资组合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按照费雪的理论而买入极少数成长型优秀公司，并通过长期持有获取了超额回报，也有很多股票是依据格雷厄姆的观点而买入的，即不断寻找那些被市场低估的公司股票，然后在企业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不过，林奇在选股的具体方法上，也有不少自己的创见，尤其重视冷门股的挖掘。
企业内在价值从理论上说是非常科学合理的，但在实际运用上同样是存在困惑的，那就是内在价值的衡量或计算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一点在格雷厄姆当初提出内在价值概念时就看到了，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也同样承认这一点，他说：“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公司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唯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公司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加以改变的估计值。”“我们只是对于估计一小部分股票的内在价值还有点自信，但也只限于一个价值区间，而绝非那些貌似精确实为谬误的数字。价值评估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所以，内在价值的评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就像技术分析对市场或价格趋势预测没有逻辑保障或必然性一样，企业或股票的价值评估也是没有绝对标准和保障的，二者都少不了依靠经验和直觉，由此，也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任何投资方法都有内在的局限性，没有万能的方法。
以笔者的理解，内在价值应该是企业客观状况和市场主观认识的统一，或者说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性，但价值投资理论基本上是从纯客观的一面来看待股票价值的，而对股票价值主观性的一面总是闪烁其词，这是片面的。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赞同西格尔在《投资者的未来》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股票的长期收益并不依赖该公司实际的利润增长率，而是取决于企业价值增长与投资者预期的比较，这样一来，价值的含义就更社会化和市场化了，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也就可以融为一体了。
此外，还必须看到股票或企业价值的变动性和地区差异，这一点，趋势投资者比价值投资者要看得更清楚，被尊为“全球避险基金教父”、“世界级短线杀手”、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的迈克尔·斯坦哈特就说过：“价值观往往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而这两者都是不停地变化着的。”比如，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或股价普遍偏高，按美国的标准，基本上都不符合价值投资的要求，但中国投资者也许认为，既然市场或投资者认可较高的市盈率，那么，中国股市的价值标准就要低于美国。这就像两国对官员的评价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一样，在美国，一个官员是很难获得较高评价的，而在中国，一个官员只要廉洁就是学习榜样了，原因就在于中国好官员的标准大大低于美国。对此，价值投资者本身往往看不到，盲目地以为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估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