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一家公司赚了钱或者获得更高的价值后，它应该怎么对获得的价值进行处理，这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内有太多的公司获得盈利后，本应该通过简单的现金分红的方式把盈利反馈给自己的投资者。但这些公司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对自由现金流的控制是公司高管最希望得到的，如果高管和大股东不是相同的利益主体的话，公司高管希望所有赚的钱部能留在公司里。这样公司高管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可以去搭建属于他们的企业帝国，受到的管理与约束也相对较少。从财务上来说，真正能讲得通的兼并收购的理由就是可以为股东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
2012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2年世界500强排行榜。79 家中国企业上榜，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排名第-的美国的132家。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二年超过日本，坐稳了全球最大企业排行榜第二名的位置。
中国企业排名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奇迹的继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不断满足逐渐富足的中国消费者新的需求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升公司的实力和规模。
另一方面，有观察家指出，西方国家的企业规模在过去十多年中并没有出现特别大规模的增长。反而是有些原来规模庞大的企业，在经历了收购、兼并、拆分等资本运作后，当前的规模相比十年前更小。
面对这种反差，管理学专家也开始反思先前关于企业规模的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后，西方经济进人经济结构调整期。因此，很多管理学专家和公司高管都把扩大公司规模，推动企业纵向或是横向一体化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主要路径。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众多一体化兼并的案例。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兼并活动，一些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诞生了。当今财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一系列连续的兼并和收购活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达到目前庞大的规模。
然而，目前中国企业规模增长之快，甚至超过了许多五百强中排名靠前的国际企业当年的步伐。
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宏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消费者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企业持续地升级其产能。中国企业的规模也随着消费者的购买力相应地迅速扩张。但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逐渐进人中等收人国家之列，经济和企业增长的来源，应该更多地依赖企业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非早先相对简单的资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扩大。
其次，国家政策的导向。过去一-段时间，国资委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指导方向是减少国企数量，扩大国企规模。在提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方针后，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既定的方针逐渐减
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是通过国企之间的合并和改组，迅速地扩展了其资产规模和员工数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业务条线也变得越来越多。
最后，国有企业的管理和考核体制决定了国企的高管有很强的扩大企业规模的动力。国有企业在追求商业盈利的同时，仍然保持了许多原来作为部委和行业管理协会的行政色彩，并担负着多重社会责任。在这种多元化的目标追求和考核体系下，虽然扩大资产规模和员L队伍并不一定能带来优越的财务回报，但很可能可以帮助企业在政治和社会维度更好地达到社会的预期。
那么，公司做大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为什么海外很多公司却走上了缩小和瘦身的道路呢?
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之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开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全球最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当这些企业的资产和销售达到-定水平后，业务增长的速度便开始明显地放缓，公司股价也随之踯躅不前。
管理学专家因此认为公司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业务条线越来越复杂，内部沟通越来越困难，绩效考核越来越繁冗，给管理公司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非但如此，金融学者发现，海外市场的投资者也对多元化的企业不太认可。很多研究表明，那些业务条线繁多的企业，估值往往较低，得不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很多多元化企业的价值要明显低于其各个板块单独上市的价值。
非但在国际市场，一直被投资者认为非有效、欠理性的中国A股市场也表现出对专业化企业的青睐和对多元化企业的不屑。根据作者的研究，如果把沪深300成份股企业按照业务板块的数量分类，相比主营业务超过五项的企业，那些主营业务单一的企业，无论是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还是在资本回报率和股东回报率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为什么不喜欢大而全的多元化企业呢?
首先，是因为投资者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比普通企业更好地发现信息并决定最优的资本配置。但大公司内部则有可能受到公司战略和主管人员短期目标和主观判断的影响，反而未必能够发现价值。
其次，基于公司治理的考虑，投资者担心管理层将公司创造出的自由现金流浪费到无法最大化股东权益价值的“帝国建设”之中。公司的规模越大，可供管理层浪费的资源就越多，公司的投资和营运效率就越让人担忧。
最后，一体化集团强制投资者必须按照集团公司的架构在各个不同板块之间进行多元化的风险分散。如果每个板块单独上市，那么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将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作为应对措施，许多专业人土推荐公司应该适当地减小资产规模并缩减业务条线。遵照这种建议，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公司资产和业务重组，逐渐缩减旗下的业务条线，进而从多元化企业向业务集中度高的专业化企业转化。撇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很多企业的管理层和股东，都受到相关研究结果的影响，逐渐相信专业化更有利于释放公司核心价值并提升公司股价。
远的不说，2012年新闻集团拆分成为影视媒体和出版业两大E要板块的消息一经公布，就获得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在短短一周内，新闻集团的股价受拆分消息的刺激，上涨了超过30%。
新闻集团的成功拆分，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短期内严重困扰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事件。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以默多克为首的新闻集团管理层终F意识到，随着新闻集团在影视和视频领域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的开展，新闻集团的主要业务已经从增长乏力的传统平面媒体领域成功地转型进入了发展仍然迅猛的影视和视频领域。但由于历史原因，资本市场仍然将新闻集团当个平面媒体企业来对待和估值，因此未能充分反映新闻集团高质量影视资产的价值。通过拆分，新闻集团的影视和报纸业务都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充分理解和认可，公司的价值自然就充分地释放出来了。
除去财务绩效之外，国有企业对于社会资源的巨大影响，也吸引了社会公众对于国企规模不断膨胀的关注。
排名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许多都居于能源、资源行业和其他具有较强进人壁垒的垄断性和半垄断性行业。也就是说，许多企业能够发展到如今规模，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他们所独享的制度优势和资源禀赋，而不能完全反映其管理层的能力和胆识。
譬如，有学者质疑，如果财富杂志是以总利润而非总收人排名的话，中国企业的排名和上榜数目可能都会大打折扣。另外，有研究表明，中国很多能源资源行业的国企，在运营效率、财务效率和内部控制方面，与其他类似行业的国际企业相比，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因此，应该开放、鼓励、扶持民间资本逐渐以合资参股等方式，介入到以上垄断性和半垄断性行业。此举不但可以帮助社会和资本市场更好地理解和认可国有企业经营的成绩，而且.可以借助“鲶鱼效应”，引入竞争机制，进-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这一方向不但能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正面的推动，更能帮助国内民间资本找到良好的投资方向和下一步发展机会，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
有趣的是，世界银行在2012年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和社会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规模过于庞大，导致其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因此，如何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削减国有企业规模，会直接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的走势。
除去其对自然资源的华断之外，国有大型企业也对中国当前仍相对匮乏的资本，具有强大的掌控力。在经历了2008-2009年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后，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整体而言处于流动性泛滥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相对欠发达，金融行业的“媒介”作用发挥不充分，目前中小企业面临明显的资金紧张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利用其国资背景和庞大的资产规模，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除投人资金以期进一步扩大自身规模外，还有一些企业把资金投入到非主营业务的房地产项日和高息放贷的业务中，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和资产泡沫，也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金融体系。
因此，针对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 大面不强”的现状进行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根据国际经验，企业重组、分拆和剥离，可能是国有企业改革难以逾越的一个环节。
针对这种建议，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吸收社会资本进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和国有企业非核心资产的剥离，会导致国有企业控制权丧失和国有资产流失。
其实不然。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保持控制权的前提下进行各板块财务绩效的分别考评。在公开透明的板块运营和财务信息的前提下，企业内部才能更好地评价各个板块对公司总体利润的贡献度。投资者才能充分了解企业各板块的优势和价值，并给予公司公正的估值。
只要在资产的剥离、拆分和重组过程中，交易能够建立在市场决定的公允价格上，那么这类交易非但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缩水，反而会因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提升了公司核心价值并吸收了社会公众资本，从而帮助国有企业在保障效率的前提下扩展规模，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做强做优。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成功，取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成功。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每个业务条线的成功。因此，如何调整国有企业的组织机构，以充分发挥其各个业务条线的盈利潜力，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海外大型制造业集团化的企业数最在1980-2000年是大量下降的。与此同时，过去十年国资委对国资提出的要求是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这是国资委前一段一直所强调的我国国企发展的趋势。但问题是:做大之后能不能做强? 2012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份中国2030年的研究报告，里面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点就是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越来越大是不是真的能够变得越来越强，这很难说。
专业化的企业越来越多，多元化的企业越来越少，这是过去30年海外大型企业出现的一个趋势。特别在美国、欧洲这个趋势很强烈。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由此也可以思考一下中国企业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2004~2010年，国内沪深300成份股平均每个公司的业务板块从原来的2.4个上升到了约2.9个，上升了25%-3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跟发达国家不同，国情、企业年龄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不存在很大问题。
那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们的运营效率如何?是专业化的企业更好还是集团化的企业更好?研究发现，对于沪深300成分股企业来说，随着企业业务板块数的增加，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回报率(ROA)以及资本回报率都呈下降趋势。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并不是很认可这种多元化发展。因此，在国内资本市场不是很完善、发达的阶段下，从股东回报和资本回报的角度来说，做人不一定能做强。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如果有些公司逐年减少它的板块数量的话，它的市净率往往是最高的。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从国际上来讲，无论是基金、公司资产或是整体销售，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的难度和挑战也会随之变大，企业的业绩和盈利水平也会因此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市场会在公司公布收购计划的时候，给出大体负面的反应。那么公司高管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收购兼并呢?我们会在之后对高管行为的讨论中给出更多收购兼并活动有利于高管、但不利于股东和投资者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