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利安尼和米勒认为在没有公司所得税时，公司的价值随财务杠杆而上升。由于这意味着所有公司都应选择最大限度的债务，该理论并未预见现实世界中公司的行为。其他学者提出，破产成本和相关成本会减少杠杆公司的价值。
图17-1显示了税收效应和困境成本的综合作用。顶图中的斜线代表在无破产成本世界中公司的价值。n形曲线代表含这些成本的公司价值，当公司由完全权益结构移向少量债务（结构）时，n形曲线也随之上升。这里，由于陷入困境的概率很小，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最小。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债务的添加，这些成本的现值以一个递增的比率上升。在某一点，由额外债务额引致成本现值的增加等于税盾现值的增加。这是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债务水平，在图17-1中用B*表示，换言之，B*是最优的债务额。在这一点之后，破产成本的增长快于税盾，意味着公司价值因财务杠杆的进一步增加而减少。
图17-1 最优债务额和公司的价值
在图17-1b，加权平均资本成本（Rwsc）随着负债的增加而下降。达到B*点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开始上升。最优的负债量带来最低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们的讨论意味着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会权衡税盾的好处与财务困境成本。事实上，这种方法一般被称为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或静态权衡理论。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一个公司而言，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负债最。这一负债量就是公司的目标负债水平。但由于财务困境成本无法精确地衡量，因此并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准确地计算某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最后提供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选择负债权益比的经验规则，这样的情形使人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段引语。他有一段名言：尽管大多数历史学者会赞同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较维多利亚女王而言，是一个较好的统治者，却也是一个更不快乐的女人，但没有人能够用一个精确及严密的公式来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