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会听证会上,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解释2008年金融恐慌产生的根源时说道:这次危机的发生正是由于未能对此类风险资产合理定....但是这个知识体系在去年夏天分崩离析，因为风险管理模型采用的数据仅仅覆盖了过去的20年，而那是狂欢作乐的20年。
很多人都指望货款机构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保护好股东的资本，但现实让这些人，尤其是我，感到震惊而且难以置信。
现实并没有让那些认为人类(包括人类设计出的高级电脑模型)容易犯一些直觉错误(例如过度自信,日光短浅和主观臆断)的人们感到有多震惊。事实上，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本人会感到震惊。行为经济学有一一个核心发现，那就足，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逐并不能保护他们免遭经济损失，尤其是在自我利益的追逐不受约束的情况下。
同样的认知局限和直觉错误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准确地预测这次金融崩渍。且不说预测本次金融危机，即便是从事后看来，要解释金融危机的始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证券化拉近了许多行业和部(]的关系，包括房地产业和信贷市场。金融領域如此广泛，我们那狭隘且被框定的视角难以洞察它的全貌。
能洞察房地产泡沫的人可能无法看到信用评級机构的不端行为、银行的高额举债，以及证券化体系的脆弱之处:同样，证券化领域的专家也过于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而忽视了整个经济的全貌。多数金融权威专注于股市，却对信货市场知之甚少。
所以，当信货市场出现问题时，这些专家都毫无防备。
任何人都难以准确地预见美国次贷市场的问题会如何导致信贷市场冻结(比如出现欧洲的银行挤兑现象)，因为这个问题的牵涉面太广，非人力可能及。
就证券化本身而言,金融产品的不透明使得它们难以被清晰准确地评估。路易斯.拉涅利告诉《华尔街日报》，该行业的瞬息万变和极端复杂“几乎令人望而生畏”。
最后，直到金融行业崩溃，该行业仍然在巨额牟利。许许多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对危机有所防范的投资者、银行家.记者、经济学家在危机侵袭时做到了处变不惊。
整场危机涉及了许多持有不同动机，运行在不同层面的参与方。危机的原因部分归咎于人们的行为，诸如错误的直觉和非理性的信念:部分归咎于运转不灵、鼓励过度承担风险的金融系统。在一些层面上，错误的直觉和非理性是主要因素:而在另一些层面，比如去杠杆化及其导致的流动性螺旋、理性的决策也给整个市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行为错误在房地产泡沫乃至整个危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投机于南佛罗里达的房主对未来房产价格和自己的还贷能力过于自信。所有人都认为房产价格会只升不降，然而，同样参与交易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却不会抱有如此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虽然并不一定道德,但却非常理性，他们在促成这些交易的时候也井不承担任何风险。
投资银行的业务更是模棱两可。你既可以从“不理性行为"的角度，又可以从“理性行为+不良动机"的角度来解释投资银行的种种做法，而且我们很难辨别哪一个方面才是造成投资银行各种行为的主要因素，可能两者都各自发挥了作用。在诸多因素之中,不恰当的薪酬激励机制和纯粹的贪婪可能最有说服力。银行家的新酬与他们的长期绩效没有必然联系，除非建立奖金追回的条款来约束他们，否则，在银行倒闭时，他们大可以堂而皇之地一走了之。然而，这些高管本身也是最大的股东，所以，仅仅将问题归咎于薪酬激励机制并不恰当，还不足以解释高管们的行为。心理因素，尤其是过度自信，可能要比传统的经济学更能解释这个问题。
行为学的见解同样有助f我们理解银行使用的电脑模型所存在的问题。不管这些电脑模型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可程序员在设计模型时所基于的假设其实很幼稚。正如格林斯潘所言，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这些模型对金融情况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低估了现实存在的风险。
模型没有考虑到房地产业出现全国性低速的可能，而且模型将单个银行去杠杆化的决策看成是孤立事件，没有预见到单个银行在去杠杆化时会产生流动性螺旋，从而给其他银行带来风险。模型没有预计到每家银行使用的金融模型都大同小异，从而对风险做出类似的反应，造成金融危机大传染。每家银行在设计模型时都将目光集中于自身，忽略了与其他银行的联系。
看问题缺乏全局观对投資银行来说并不罕见，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了它的自我毁灭。银行没有预料到每个人都会同时出售各自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证券，结果造成完全没有买家的局面。
但是没人愿意相信银行模型的漏洞根源F基本的直觉错误。银行家们也应该知道自已经常没有按照模型的指示采取决策。银行家有些看似一时冲动或是轻率鲁莽的行为可能是经过深入考虑的理性行为，毕竟，他们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追求尽可能多的财富。这正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公司激励机制的德克.詹特(Dirk Jenter)的看法，他认为:
投资银行中的很多人肯定也知道他们的做法非常地吊诡。他们犹如在賭博，所下的赌注每年都能为他们带来回报，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可到那时，他们叉可以轻轻松松地全身而道，不顾他人的死活。每年他们能拿出2%的资产管理费和20%的利润，所以每年很轻松地就可以帶500万美元回家。但在银行陷入圈境时，他们最多向其他蒙受损失的人说声抱歉，如此而已。
詹特将之与出售加利福尼亚地震保险相比较。地震保险应该是笔好买卖，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发生地震，保险商更可以年复一年地赚取可观的保险金收益。然而，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大地震，保险商就难免会破产。因此,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状况，加利福尼亚的保险业受到了严格监管。不过，债务抵押債券行业却没有严格的监管。
这个类比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美国国际集团伦敦子公司的行为。
美国国际集团伦敦子公司靠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异军突起，它向债务抵押債券持有者提供保险，保证证券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违约。美国国际集团是拥有1.6万人的全球保险公司，而其伦教子公司仅有377名员工。伦敦子公司业务不断扩展，每年可以产生5亿美元的利润，员工的年均薪酬达100 万美元。但是，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国际集团却无力偿还巨额保险。短短3个月的时间，伦较子公司损失了250亿美元。公司高管留下一堆烂摊子溜之大吉，腰缠万贯地返回了伦數的私宅。
詹特说:“5亿美元的利润也许对整个公司而言无足轻重，然而却足以吊起公司高层的胃口。”此事说明了纰漏百出的激励机制更倾向于服务个人(或是运转不良的机构)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董事会和CEO们没有实施F预呢?
很多CEO都大喊冤枉，表示自已别无选择。他们要么承担额外的风险确保公司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要么卷着铺盖走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如果某位CEO的股权收益低于其他CEO的话，那他肯定难逃其咎。換句话说，是市场逼迫他们承担过度的风险，CEO们不过是听命于股东的命令而已。不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CEO们都会极力争辩，表示自已无可指摘, :实属骑虎难下。因此，虽然CEO做出了理性的决定，可是这些决定对股东，对公司，甚至对CEO自己的长期利益而言却并不是正确的。
曹担任花旗银行CEO的查尔斯.普林斯也就此发表过言论。2007 年7月，他发表了一个不受欢迎但在事后被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言论。他说:“ 当流动性的音乐停止时，情况就麻烦了。但只要音乐继续，你就必须强攆着跟随音乐跳舞。我们现在就在跳舞。”
激励机制的巨大漏洞是: CEO 们不仅为他们的员工设下激励机制，而且还试图激励整个市场。纽约几家大型投资银行的CEO在华盛顿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为竞争对手的行为感到担心，或是认识到有必要共同削减风险。结果，CEO 们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一致推高风险。
2004.大银行的CEO们成功游说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高各自银行可以使用的杠杆率。2008年4 月28日，经过一场简短而肤淺的会议，证券交易委员会放松了举債规則。在那场不到一小时的会议中。会场始终克满了自我庆贺的笑声。会后，这些银行获.得允评，能够在不增加准备金的情况下双倍举債投资抵押贷款证券。
最初，仅有5家投资银行获得了这种无需增加准备金便可以提高杠杆使用率的特殊权力: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短短的5年时间，5家银行没有一家作为投资银行而存话下来，前三家银行或是破产或是被收购:最后一家银行的CEO改头换面成了监管救市的美国财长一亨利. 保尔森。CEO们非但不是金融系统的受害者，反而成了金融系统的主心骨。
回首一片狼释的美国金融系统，以及导致金融崩溃的不良决策，格林斯潘也扛起了行为主义学的大旗。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动机已经无法对危机做出圆满的解释，结果，格林斯潘把责任归昝于投资者的心理，尤其是极度理性的银行业预测模型没有考虑到人类的行为。格林斯潘对行为主义方法产生的热情令人惊讶，甚至显得前后矛盾，因为他深信投资者会始终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然而，格林斯潘本人就是人类动机与经历复杂性的代表。他曹加入爵士乐团，走南闯北，四处演出(不知道他是否与预言世界将毁于银行家之手的爵土萨克斯风演奏者保罗.戴斯蒙-起演出过)。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政策常常有即兴的成分，这位美联储前任主席告诉国会:
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那些已变得十分复杂的模型，既包括风险模型，也包括计量经济学模型，仍然过于简单，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体的全部主导变量。
这些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人类的内在反应，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只是对商业周期和金融模型的外围补克，它导致情緒在欣喜与恐慌之间擒摆，一代又一代地重复这种情形，几乎没有什么学习曲线的证据。目前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和破裂，与18世紀初现代竞争市场出现以来的情况如出一做。诚然，我们往往给这种行为反应戴上非理性的标鉴，但预測者所关心的，不应在于人类的反应是否理性，而应在于它们是可观察到的和系统性的。在我看来，这在风险管理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均是一个缺失的重大“解释性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