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缺乏职业道德和谨慎意识的管理者手中，这些盈利分红却很可能会变成实际的投资损失。但股东和销售人员已习惯、甚至是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惜，此时的市场已经出现整体性下跌。在整个投资组合中，或许只有一两只股票能带来可观的利润。
对于一种合理的投资操作方式，最基本的一个规则就是加快利润周转速度，尽早实现止损。换句话说，极少数股票之所以能在其他股票下跌时上涨，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总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那么，信托投资者是否会屈服于股东和销售人员的压力，以及抛售投资组合中最有希望实现最大未来收益的股票呢?是否会卖掉本该放弃的那只股票呢?一旦这些假设成为现实，盈利前景就会变得更加黯淡。
然而，它们都有可能成为60年代信托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作为机构型股票投资市场(institutional stock markets)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托投资也许(但不一定)会摆脱整体上涨的趋势。但不管信托投资力量增强还是萎缩，对于机构型股票投资者，其他各领域的需求都将进一步增加，而这种趋势必将影响到整个60年代的投资者。
投资者之所以不能忽略这种力量，在于如下两种基本原因：一个是经济因素，另一个则是法律因素。推动这种稳定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持续性的股票买进，只能集中于非常有限的几种股票。
也就是说，这种趋势不可能蔓延到整个市场，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一个行业中，低成本制造商每获得1美元收益要比边际成本生产者获得同等数量的收益更有把握，因此，低成本制造商往往会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选择。同样，如果制造成本基本相同的话，一个能在整个年度保持充足业务量的企业，显然要比业务量相对较小的企业更有吸引力。
当大批低成本业务集中时，其投资吸引力自然也更大，实践中也是这样。但在以往的30年里，很多基本业务都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让大型或超大型低成本企业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强的投资吸引力。针对推动股价涨跌的主要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企业有能力从多方面入手，这样，他们在经营手段上就具有小企业无法企及的柔性。大政府和大型工会组织的扩张，也需要大量的经济领域专业人员。
大型企业有能力为应对政府而雇佣各类税务专家、行业(或劳资关系)专家和销售专家，在世界各个地区派驻外交专家，乃至其他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而小企业的管理者却只能是杂而不精的万事通。在当今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里，专业人员的人工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大企业在管理的诸多方面上具有先天优势。它们在加大管理深度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方面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在一个经营状况总体良好的企业里，这些优势都将形成真正的投资价值，这样，投资者当然愿意按更高的市盈率支付股票溢价。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大企业更容易借鉴其他领域的优秀管理经验，了解他人的情况，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并迅速将他人的优势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其市场价值。基于上述原因，尽管机构型股票投资市场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但至少会出现所谓的“蓝筹股”。真正能按高于其他大多数公司的溢价水平出售股票的企业很少，而能不断提高溢价水平的企业则更少之又少。
当然，从财务上说，这种不断增长的溢价应该表现为股价相对收益的稳步提高，以及超过其他企业的市盈率。安全性越好，企业管理正常运行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保持股价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实现增长趋势。但持续增长的机构需求确实是50年代的事实。
从本质上说，对绝大部分机构型基金，其最终受益人都会要求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应该是内在成长潜力最大的有价证券。尽管我们有足够理由买进大量具有股票风险特性的大学基金、遗孀基金或是企业养老信托基金，但对于这类投资者，把投资对象局限在最优异的有价证券上，无论在经营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