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货膨胀的几点通俗易懂的看法
现在有通胀与通缩之争，真正引发通胀担忧的是两大价格上涨，一是农产品价格，二是劳动力价格。就笔者观察而言，这两大价格上涨属于回归范畴，而不能归结于资本炒作与新一代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为了保持高速发展，中国管理者自觉不自觉地在压制着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这在当期能够体现为高增长、低通胀，可是掩盖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为保数量、控制生产成本而严重牺牲质量)，即便是遭受污染的食品也无法达到盈亏平衡时，价格上涨就成为了必然，或许天灾只是诱因而已。同样道理，老一代人吃苦，在于他们还有希望，他们在省吃俭用后仍有余钱用来培养下一代，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可是现在低收入人群维持生计都成问题，结婚生子、养育都成为幻想、看不到希望，学者们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人不能吃苦呢?这就是社会近年来的变化，牺牲了相当大群体的利益维持着表面繁荣。因此，希望管理者不要再把控制物价的目标盯住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力价格，这是正常的回归，不理顺这层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只会成为空谈。附上我两年前曾发表过的文章(部分内容有增加与改动)，不是用来说明我多么有预见性，无非是说明政策的确太滞后了。
通货膨胀下的政策走向
通货膨胀，这个曾经远离我们多年的字眼再次频繁地出现，而且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了高峰。自从去年二、三月份CPI数据超出预期之后，人们不断地为其寻找着客观原因，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通货膨胀周期，其中不乏大牌的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研究机构也曾表明CPI的上涨趋势在2007年四季度放缓。早在那时，笔者就提出了通货膨胀将向纵深发展的观点。这并不是有什么先知先觉的本领，只是感觉在经历了长期低通胀、高增长之后，经济拐点迟早会到来。猪肉曾被列为了CPI高企的罪魁祸首，但是事后大家还是发现，简单将CPI的上涨理解为猪肉价格拉动过于肤浅。《21世纪经济报道》有篇文章(《中国通胀具有权力传导路径》)精辟地解读到，“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是最远。” 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未来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一、统计上的误区
从经济学上讲，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个适当的幅度大约在2-3%左右)，而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自去年开始一度上升至接近9%的通货膨胀数据着实令人担忧，当我们醉心于高速发展的楼堂馆所的富丽堂皇时，当我们醉心于GDP的高速增长时，其金玉表象的下面隐藏的却是更大的危机。其实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与经济数据统计上的误区有关，由于居民消费指数没有将住房地产价格统计进去，从而导致了过去几年CPI数据严重低于人们的实际感受。按照国内的统计口径，房产价格被认定为投资范畴，所以没有进入消费指数。如果计算房产价格上涨因素的话，央行应当从2006年就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从而抑制房地产价格在近两年的飞速上涨。从某种程度上看，统计上的误区导致了政策的滞后。因此，建议未来政策制定时，在经济数据的采取上，也应增加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二、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针对新一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各位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项共识：一是国外资本流入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二是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三是压抑已久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1、境外资本流入
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资产不断升值，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牟利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即便不做任何主动投资，仅存款在银行，就可以实现年均10%以上的稳定收益(人民币至少5%升值、较美元高的存款利率和快速的资产升值)，这对于任何资金都是具备吸引力的，而且业已成为国外大资金的共识。国外资本有正当的流入方式(如投资、QFII等)，也有灰色的通道和非法通道(如假贸易合同等)。随着美国大幅降低利率，中美利率出现了严重倒挂现象，从而使国外资本的流入速度愈演愈烈。
有经济学家建言加速升值人民币，从而改变国外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此方式遏制后续外来资金的流入。同时，人民币大幅升值还可以降低进口成本，进而影响CPI的上涨速度。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未能充分考虑到人民币大幅升值给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出口行业带来的打击。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虽然对美元升值，但是实际上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表现为贬值。这不仅导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出口增长速度还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从今年开始，人民币开始对世界主要货币实现大幅全面升值，致使出口企业面临了严重增长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80%以上的出口企业现阶段都不具备充分应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能力，若盲目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势必面临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2、原材料价格上涨
粮食价格的普遍提高;铁矿石连续数年涨幅均在70%以上;有色金属也水涨船高。对于中国这样以制造业出口为龙头的国家，原材料导致的成本上涨，一方面严重地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考虑到控制通货膨胀的因素，国内成品油价格自去年11月份调整后，直到今年6月20日才进行调整，涨价幅度大致在18%左右，但是与当时的原油价格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于生产要素价格尚未理顺的中国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一方面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要进行价格管制，另一方面又让政府背负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那些低产能、高消耗的企业无法得到治理。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将传导到物价上，进而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3、劳动力成本上升
近两年出现的价格上涨，真真正正地影响到相当一批人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之所以比以前越发不易，主要原因在于几年前生活基本需求支出要远远低于现在：大到房价上涨三倍，小到猪肉翻番有余。有人戏言：除了卖废品降价、工资没涨以外，其余的价格全上涨了。对于已经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而言，价格上涨无非是少买一些品牌店里的奢侈品，基本生活质量暂时不会有大变化。对于那些尚未购买住房的工薪阶层以及处于社会较低生活水平的人来说，物价上涨直接导致了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有些甚至还引发了生存问题。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劳动力价格刚性上涨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这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发生了变化，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二是生活基本资料上涨，引发了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过去十年，由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成本并未同经济发展一起增长，成就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发展，也成就了企业的超高利润，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说，过去的一部分增长是以牺牲部分劳苦大众的利益换来的，现在无非是恢复正常而已。其实，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劳动力的利益牺牲。
目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基础劳动力价格，因为原来的成本太低。本人深刻感受到的就是家政服务价格的大幅提升，北京的保姆市场一再上扬，月嫂的基本价在3000/28天以上，而且还订不上，而大学生毕业能够有2000元月工资就算不错的收入了。沿海地区招工难的现象不是一天、两天，特别是随着政府保障劳工利益的举措越来越实，雇员的成本在不断地提高。低收入阶层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极可能导致采取低价竞争策略的企业发生亏损、甚至倒闭。此外，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成为了必然，这将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以及国外资本的投资欲望。随着政府对员工保护的不断完善，对于发展环境的保护，企业过去不正常的超额利润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目前已经有相当的国外企业考虑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到东南亚国家。
三、应对政策
1、 控制境外资金流入
通常而言，应对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政策，如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美联储格老就是运用利率杠杆，平衡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也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条件下，利率政策并不能做到完全控制通货膨胀，有时甚至是反作用。在完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因为金融成本是企业经营最关注的环节之一。但是在中国特色经济下，国有企业在应对货币政策方面始终缺乏敏感性，特别是在政府或者利益团体的指导下，货币政策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对于货币政策敏感的金融部门，为了保全其利益和资金投放安全，往往会牺牲那些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恰恰提供的是最廉价的产品，这些企业减产、停产反而促进了产品价格的上涨。由此可见，抑制通货膨胀也要讲求中国特色，简单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包治百病，还要从引发通货膨胀的源头入手，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里谈一些个人观点，主要是针对引发通胀的国外资本流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因为外资的进入才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发展，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大量优惠外资的政策。但是境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在线阶段也造成了较大的问题，特别是以短期牟利为目的的热钱。因此，加强对境外资金的控制，应当纳入未来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如下建议供参考：
① 政策上从以往不惜代价吸引外资转向适当控制外资进入，取消过去不合理的优惠政策。
② 严格查处非法资金流入问题，通过反洗钱、严查股票帐户等措施，大张旗鼓地核查非法资金，刑责当事人、没收非法资金及所得等。这样可以加大非法资金流入成本并产生威慑力，减少境外资金对中国市场的冲击。
③ 在严格查处非法资金流入的同时，也不应放松对资金非法流出的查处，一则资金在短期内快速流出将会导致严重的金融问题，二则资金难以顺利流出，也会增加非法资金流入的成本并减少其流入的冲动。
2、 维持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
因此稳定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控制老百姓基本生活消费不再大幅增长，就需要政府多想办法。个人认为，对于国有企业功能的转换应提到议事日程，应当就一些事关民生的国有企业是否应当承担保值增值任务做出研讨，尤其是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是否可以考虑将这些企业的宗旨变更为提供廉价优质的服务惠及于民?试想，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政府资源、垄断资源，再与民争利，那是无往而不胜的。这些企业的盈利增加，更多地是满足了极少数人的腰包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增加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开支。北京公交最近的作法很值得推广和普及，就是应当让广大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者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如果北京公交大幅度提价，也可以维持很好的财务报表。因此建议，石油、电力、煤炭以及公用事业的民用价格，政府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冻结在一定范围内，不应轻易许可价格的上涨。待条件成熟后，如石油投机狂潮退去，再逐步理顺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体系。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些建议：
① 通过定向减税等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生产更多低成本生活用品。
② 采取政府补贴方式对基本生活资料采购等进行补贴。
③ 针对农副产品的生产，政府还可以提供低息政策性贷款予以扶植。
3、 信贷政策导向
货币紧缩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恰恰是政府需要大力扶植的，这些企业对于解决就业和提供廉价生活用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些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转向民间高成本借贷(起码年利率在15%以上)，许多企业会最终破产。所以，货币紧缩也一定要有针对性，要避免简单地一刀切。提出以下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① 采取让利于民的作法，对于中小企业采取分级税务征收制度，即按照销售收入的大小，征收所得税的税率也相对浮动处理。例如，年营业额低于30万的免征所得税;年营业额30-50万的征收5%的所得税。以下以此类推，鼓励中小企业以及个人进行创业，当年指标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得更全面些。
② 信贷政策鼓励银行向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倾斜。
③ 银行对外资企业和外资控股企业的信贷适当从紧。
④ 给予商业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指标，不能完成该项指标的银行，在未来贷款规模上给予一定的限制。
4、扩大内需解决持续发展问题
居民消费率已经从改革前68%下降到危险的38%左右，如果不能迅速扩大内需，面对出口增长下滑和通货膨胀双重压力，极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经济滞涨。对于消费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采取措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问题，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在于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在当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几重压力之下，多数人无法更坦然地去消费。政府如果不能彻底改善这些问题，解决以往市场化政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未来内需的扩大仍然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四、为什么政府是通货膨胀的最大收益者
不论在哪个国家，按照增发货币的模式，新增货币当然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在中国尤其会流入政府照顾的各个行业和企业包括垄断企业，大量货币也会以政府投资的方式花出去。总之，接近政府、接近权力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这些企业、及其雇员的收入会首先提高。他们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会带动相关企业、行业收益增加。
相对来说，价格最晚上涨的，肯定是距离权力最远的企业和行业。而所有这些价格上涨会波及到较为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食品上。应当说，距离权力最远者，比如农民，也可能因为猪肉、粮食价格上涨而享受到一点好处，但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之前，其他商品与服务价格早就涨上去了，而彼时，他们的收入却并无增加。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已经成熟，政府必然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干预价格，于是，他们本来要得到的好处就流失了。总起来看，他们是通货膨胀的净损失者。
总之，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一般来说，穷人所从事的行业通常是价格上涨最晚、持续时间最短幅度最小的，而富人、掌握权力者所在行业的价格上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通货膨胀型价格上涨必然会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来人们亲身体会到的一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