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新的投资方式
索罗斯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对安纳托利·凯里斯的来信作了回答。在信中，凯里斯要求索罗斯对法郎发难。索罗斯并不同意，他认为并不是法国的货币和债券应抛售，而是德国的。至于德国的短期利率，索罗斯认为应降低。“无论德国的联邦银行要做什么，我希望德国马克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下降，甚至包括英镑。我也希望德国债券在近几个月里与法国的相比也下跌，虽然当德国联邦银行急剧降低它的短期利率时，德国债券价格从严格意义上讲应上升……联邦银行保持的利率太高，时间太长，它可以不影响它的信誉而逐渐降低其短期利率，但它错过了时机。德国现在的经济衰退比法国严重。”
这是索罗斯第三次公开他的投资计划，从而帮助他提高这些投资的价值。“这是一种新的挣钱方式，”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战略决策者戴维·罗彻说，“是明智地投资和公开发难的结合。”
索罗斯试图对他的投资者身份和慈善家的角色作一个明确区分:“我想划清我的角色。你提到了我在货币市场的活动以及在东欧的活动，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东欧，我试图推动社会的开放；在金融市场，我为我的股东和我本人追求利润，在金融市场上的发展能够资助在东欧的努力。我不想在东欧获得利润，也不想在金融市场上成为一名慈善家。我竭力避免那些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投机行为，但我找不出理由不参与即使没有我参与也能发生相同结果的行为。当然，在市场判断方面，我也不是比中央银行更高明。”
到了1993年的夏天，索罗斯镇定自若地谈论着要成为市场上的领袖。与10年前相比，他显得更加开心。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发现，他对现状满意得多。那时，“以前他非常抑郁，像一条冷冰冰的鱼儿。现在人们谈论的是他如何能改变市场，说他是位首领，这感染了他。他的心胸更加开阔，热爱生活。我看到他笑的时候更多了。”
索罗斯似乎喜欢引人注目，不过他只把这看作很表面的东西。“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我不能否认，有时把我当成市场支配者的神秘罩在了我的周围。现在人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关注甚多。不过，如果我行动失当，人们也就安静下来了。”
索罗斯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后，他知道必须抵制记者们提出的一大堆关于他在市场上有何作为的问题。要使焦点聚集在他的援助计划上并在这点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实际上，大部分关于索罗斯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他的乐善好施。记者们觉得有必要报道索罗斯的投资活动，由于他们只能得到一丁点儿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只好粗泛地涉及这个话题。
1992年9月以后，索罗斯很多时间是在接受采访，所以有了许多关于他的积极报导，如英国《观察家报》在1993年1月10日对他的报导的标题是“征服银行界的人”；《伦敦标准报》在3月14日的报道名为“宇宙的主宰者”。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制作人还请求索罗斯在拍摄关于其生平的纪录片上提供合作。在一部由美国广播公司拍摄并在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中，他说道:“（我的基金）已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于如果我不花些钱的话，它就没什么意义了……似乎挣钱比花钱还容易点。我看起来在挣钱方面而不是在用钱方面更具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