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法不断发展，虽然早在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哲学观。我的数学不太好，这也使我对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数学模型所依据的假设产生了怀疑。完全竞争理论假定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完整充分的，而这一假设与波普的论点直接发生冲突，波普认为人对社会的认知与生俱来是不完善的。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完备知识的假设，代之以其他假设，从而形成了经济学理论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原理，堪比牛顿物理学。这些假设越来越令人费解，用这些假设所虚构出的世界也仅仅反映了片面的现实，且常常顾此失彼。用数学模型推断出来的市场均衡就是这样的虚构世界。与数学模型相比，我对现实世界更感兴趣，从而促使我提出了反身性的槪念。
与牛顿物理学相比，反身性理论不是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找出参与者认知不全面情形中的不确定因素。金融市场的走势并不会趋向公认的均衡状态，而是遵循一个单向的过程。尽管走势图有时候看起来是存在重复的，但实际的过程却是不确定且唯一的。因此，反身性理论又像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也断然不会成为科学的学说，原因在于它没有给出确定性的解释或预测，它只是一个概念性框架，用于理解人类的活动，但它对我后来的市场交易经历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再后来，我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使我有能力设立一个基金，我的历史观又一次引导我发展慈善事业。
我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对我的学业有多大帮助，我的考试差点都不及格。我倒是挺愿意安全地守在学术围墙之内，曾经我还差点在密歇根大学的卡拉马祖分校谋到一个助教职位，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不得不到社会上打拼。经历起初的几次失败后，我最后找了一份套利交易员的工作，先开始是在伦敦，后来在纽约工作。0起先，我为了守住工作，不得不忘掉所有学生时所学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大学所学的东西对工作很有帮助，尤其是我可以把反身性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交易中，建立一个非均衡情景或是一个涨跌循环的投资形态。当市场出现我所说的远远偏离均衡状态时，我的投资受益颇丰，因为此时公认的一般均衡模型失效了。在发现和利用远离均衡的机会方面我很在行，也受益匪浅。后来我在1987年总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在该书中，我详细阐述了我的方法论。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为了强调我的理论与当下流行的科学方法的要求格格不入。
我在金融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我的哲学思想，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的一点是，我的理论并未套利交易是指从相关的市场之间寻找价格差异机会来賺钱。价格差异可能产生在不同地域的市场之间，例如东京、约翰内斯堡与纽约之间，或者产生在不同的证券之间，如可转换愤券、权证与普通股之间。拿出预测结果。我在管理对冲基金时，面对高风险的境况，经常需要做出主观判断，压力很大，曾因背痛和身心失调症备受煎熬，我从背痛中获得的灵感并不比从我的理论中获得的东西少。不管怎样，我对我的哲学尤其是反身性理论高度重视。我认为它的意义实在重大，对它倍加珍视，同时，我也觉得很难通过文字、书籍向别人去阐述这个理论。无论怎么说、怎么写我都觉得不满意。
要是只用几句话来表达我的这种理念，就像我在本书里所要做的，似乎是对这个理论的大不敬了，好像必须要用一整本书才能说清楚。我对观点的长篇大论，愈发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直到我连昨晚自己写的东西都看不懂了。我之前说过好多遍，就是在此刻，我放弃了对哲学的探索，回归了生活实际，开始认真地赚钱，但这也让我陷于不利。我后来又重新开始思索哲学问题，一些想法体现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但其中的哲学思索部分受到不少批判，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家的自我沉迷和放纵。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的原因。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我的哲学思考。一次我在维也纳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卷土重来”的演讲。我身处一间偌大的报告厅，在一个高出观众席的讲台上俯视观众，那是个权威人士发言的场面，我深受感染，即兴道出了易错性原理（doctrineoffallibility)，那成为我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