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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难以磨灭的“327”国债事件摧毁了一大批鼎盛时期的券商及地下私募。师承“天下第一庄”的钟麟从千万身家变得一贫如洗。同时，一些有资本有背景的新生力量也在该事件中崛起，诸如以上海本地股起家的辽国发，后来的涌金系大腕魏东。这批因成功投机“327”国债而迅速暴富的私募，是继以倒卖国库券兼做一级半市场廉价收购法人股、职工股起家的一批人后，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二批造富运动的受益者。

这已经是一个大腕云集的时代。一方面，中国证券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资本大鳄诞生于这个时代，除了涌金系，还有德隆系、鸿仪系、朝华系等。直到2008年，涌金系作为最后一个元气大伤的财团走向没落。只识当年鼎盛年华，谁知明日萎谢黄花？

这些资本大鳄作为私募基金的某种典型，在当年那个初期的市场，利用中国资本市场规章制度的灵活变化而频频套利。灵活变化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也是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转配股、法人股等政策性机会让涌金系等私募基金掌握了各种制度变迁的机会，并形成相应的赚钱新模式。此后，他们更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逐步过渡到产融一体化。

除了这些资本大鳄，券商以君安为代表，也经历了一个鼎盛时代，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影响市场。1996年爆发的一次大行情，令一批券商正式掘起，另一些私募也如地下钱庄般活跃。券商时期那些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在这个时代里格外璀璨。有从“申华事变”中走出的杨骏、康晓阳、石波与肖华，这些人正当年华，可以想象为何后来手笔如此巨大。

1998年后，公募基金悄然抬头，一批卓越的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日后无数从公募出走的私募先导者，几乎都在这个时期踏出券商进了公募圈，诸如此后云南国投模式的鼻祖—蔡明。只是要等到多年以后，才能看见属于公募的“黄金一代”。

然而，不管是“327”国债风波，还是“十二道金牌”，市场深刻领教了监管层的铁腕与强大，私募们也变得更加听话。

迄今看来，那个时候，那些所谓的大户只能跟着券商打打闹闹，如今早就退出了主流圈。有本事的大户，则敏锐地收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跟着套利。除了小散户暴利时代的消亡，那些没跟上时代脚步的资本市场老人们也逐渐风光不再。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厉伟在2009年私下里说的一些话让人感触颇深：“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当年，我们只是比别人早些知道资本市场是什么，也有能力影响市场，毕竟那时候市场很初步，规模很小，而这个优势，早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