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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出现前后，深圳、上海赚钱效应凸现，股市一度出现狂热景象，在1990年7月几乎达到巅峰。

后来成为草根派私募的代表人物崭露头角。由于深圳市场异常狂热，这批人绝大多数是在深圳赚取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奇妙的投资节点。一方面，10年改革开放令中国民众小有积蓄，另一方面，1988年的抢购风让他们萌生出积蓄贬值的担忧。然而1989年的“倒春寒”，一下子令民众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魔力。

1990年的非法场外交易活动无比猖撅。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二度造成股市混乱。而场内股票成交量更是增长迅猛。据统计，1990年5月的场内股票成交量已经是1.1472亿元，比1月的495万元整整增加了23倍多。

1990年5月底，上海股价指数刚达到100点，8月底就突破200点，9月底则到了300点，短短4个月就涨了2倍。1990年5月中下旬，市场突然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的消息，于是股价涨得更加疯狂。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圳5种上市股票价格的增幅为：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

这股狂热很快转移到当时相对平静的上海。有传言称，1990年7月，由于深圳股市狂热的刺激，有6000人特意从深圳转阵上海。他们一出机场，就叫出租车驶往离交易所最近的宾馆。

深圳人逢人就问：有股票吗？我高价收。据说当时有这么个场景：7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深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打开密码箱，拿出巧叠人民币，向一个手持1000股电真空的上海人说，这是15万元，你点点。

深圳的这群大户让上海股民第一次领教了操纵资本市场力量的强大。从这个时候起，散户庄家开始登上证券历史舞台，成为影响股市的一股重要力量。

上海本土人士也不甘示弱，杨怀定“杨百万”就是个中高手。当年，爱读报纸的他的确嗅觉灵敏。尽管上海各种股票在分红后纷纷跌破面值—当时国库券收益率为24%，百元股票分红为15元，但凭借着炒卖国库券的经验，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股票利暂时不高然则是复利，假使以93元购入面值百元的股票，3年后收益率会高于国库券的20%。想明白后，他立马移军股市。

当然，当时更大的背景是，国库券交易已大变，国债交易市场正从分割逐渐转向统一，交易方式也从柜台交易转变为机构交易。这个市场，不再是杨怀定们可驰骋的了。

杨怀定从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2.4倍和4.3倍，其他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于是，他把20万元资金投入股市，这个决策使他在1990年7月股价暴涨之前居于优势地位。

股市开放后，上证指数从1990年12月19日的99.98点一直上涨到1992年5月25日的1429.01点，涨幅达1329.30%。中国股市诸多财富神话争相上演。

1991年年初，已经拥有早期股票运作经验的林园更为积极地投入其中。果然；在此后两年中，他早先收购并操作深发展、深原野、深锦兴、琼民源、深华新等原始股，在其上市后实现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值。到1992年，林园的股票市值已惊人地突破1000万元。

李雅非也开始在股市上不断进行原始股买卖。经过拆股、送股，到1990年年底—仅一年多时间，她就获利超10倍。1992年除夕后的3个月，李雅非所持万科股票已从5元左右涨到25元左右，赚了约5倍。

这批最早试水的股民后来不少成了民间私募的代表。他们在很久以后总结自己当年的成功经验时，总是声称自己入市的20年中，前10年的获利主要取决于大胆、敏锐和幸运；后10年，取决于对价值投资的把握。然而，在许多同行眼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改变在入市初期的赌博、打探消息与技术上跟庄的习惯。而且，他们都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就算之后组建团队，也多是为了在招募资金上有个堂而皇之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