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风险社会，换句话说，风险无处不在。我们当然希望什么事情都能预先测定，就像1+1=2一样，只要我们知道了1，也就能确定2。但上帝没有那么仁慈，我们有时候连1是不是1都不知道，即便知道1是1，但两个1加起来也不一定等于2这有点像薛定谔那只该死的猫。
奧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该实验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在宏观条件下的不完备性。所谓思想实验，就是白日梦，但是要符合理论逻辑。这使是所谓“薛定谔的猫”。
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然后把这个盒子连接到一个包含一个放射性原子核和一个装有有毒气体容器的实验装置。设想这个放射性原子核在一个小时内有50%的可能性发生衰变，如果发生衰变，它将会发射出一个粒子，而发射出的这个粒子将会触发这个实验装置，打开装有毒气的容器，从而杀死这只猫。根据量子力学，未进行观察时，这个原子核处于已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态，所以如果在一个小时后把盒子打开，实验者只能看到“衰变的原子核和死猫”或者“未衰变的原子核和活猫”两种情况。
不管这只猫是生还是死，这都不是问题，因为生有生的处理办法，死有死的处理办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我们不打开这个盒子，我们就不知道这只猫处于什么状态一这是一种不确定，也就是风险。为了应对这样的风险，我们必须进行两手准备，而这将无疑大幅提高我们的成本。
企业的情况比这只猫更复杂。对猫来说只有生和死两种可能，而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业绩却有千万种可能，企业在下一个财年，财务业绩是增长、持平还是下降，企业是盈利、收支平衡还是亏损，程度如何，这些都有无限的可能，这就是企业的风险。
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出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这从反面印证了经济的变幻莫测。2014年，高盛首席外汇策略师、著名的“乌鸦嘴" Thomas Stolper（托马斯·斯托普尔）宣布辞职。历数以往，他推荐的交易基本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投资者却将其视为反向指标—据说，如果一直反向操作的话，将会产生10000点的收益。著名投行的专业选手不靠谱，其他机构的分析师们同样也不靠谱。国内各大券商都会对CPI（消费物价指数）等宏观数据进行预测，并且预测的时间基本上都离国家统计局发布指标的时间很近，但是，纵观各大券商，预测值覆盖从2.1到2.7整个区间，但基本上都是不准的（实际为2.5），如图5-1所示。
图5-1
也许有人会问，人不都是理性经济人么，为什么还会有风险？
吊诡的是，除了地震、火灾等各种自然风险，理性经济人造成的人为风险正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干预的范围扩大、深度增加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同时，这些风险又是理性决策信赖的，今大的风险就是昨天的理性决策。因此，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
既然风险无可避免，那我们必须早一点发现它，然后想法躲避或者硬扛着，以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至于哪些情况要躲，那些情况要硬扛着，就得根据风险的情况来决定。上帝虽然不仁慈，倒也有点公平：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要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要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则可以掇个一日三餐，保个平平安安。也就是说，风险和收益是相伴相生的，风险越高，收益越大，风险越低，上帝也不可能给你很高的收益。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了分析企业收益的各种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再预估一下企业经营的风险，看看风险和收益是否匹配，然后才能决定自己是去还是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