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基本需求，引发了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荣衰，美国东西海岸线城市群的繁荣映衬出东北铁锈州的衰败，中国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衬出东北的没落。是什么驱动了人口大迁徙？近年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未来中国人口向何处？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
本报告在《中国人口大迁移：2020》的基础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更新，以帮助大家看清最新的人口流动趋势和规律。
1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1.1 人口迁移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决定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我们在2016年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分析框架。静态看，较高人均收入地区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1；动态看，当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在1附近，但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时，呈现经济高增长和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总体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
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1960-2020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1.4亿，来自中高、中低、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6.4%、50.0%、27.1%。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迁移动力不强；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且能承担迁移成本。二是城乡层面，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1950-2020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6.2%，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明显上升，人口年均增速均明显超1.7%的自然增长水平。其中，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比从0.9%增至7.1%，30万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从17.8%升至22.9%，分别上升6.2、5.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预测，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集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
1.2 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国铁锈8州人口从1023万增至7203万。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欧、日本以及中国崛起，美国传统制造衰落，铁锈8州GDP占比从1970年的35.6%降至2020年的24.8%。与经济衰落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铁锈8州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到2020年仅增加937万至8140万，占比大幅降至25%。而以能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州德州佛州逐渐成为人口集聚中心。1850-1970年，三州人口从40万增至3794万人，占比从1.7%升至18.6%。1970-2020年，三州GDP份额从18.1%增至29.1%，人口快速增至9022万，占比升至27.3%。1970年和2020年，铁锈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二是城乡层面，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1970-2019年，美国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5个百分点，远高于100-500万、25-100万、5-25万人都会区的5.8、1.2、0.1个百分点。2019年美国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8、0.8、1.1、1.2，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较大吸引力。
1.3 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前，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比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1973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变化不大。2）第二阶段，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迁入，大阪圈人口净迁出。1974-2020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425、-95、7.2万人。2018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占比分别较1970年变化4.4、-3.8、0.6个百分点，人口份额占比变化5.6、-0.5、0.6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7、0.9、1.15。
分析人口数据需首先了解人口统计规定，很多谬误产生的原因在于对统计规定不了解。中国人口数据统计调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人口普查，从1990年开始在尾数逢“0”年份进行，数据比较准确，但仍存在漏登，1949年以来共开展7次；二是1%人口抽样调查（俗称“小普查”），在尾数逢“5”年份进行，数据相对准确；三是其他年份的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偏差相对较大。不同抽样方式得到的数据不可混用比较，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是最准确的人口资料，所以我们以10年为间隔进行分析，即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
2.1 地区：人口向南方、东部地区集聚
人口持续向南方、东部地区集聚，2010-2020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55.0万、114.6万人。分南北看，2000-2020年北方GDP占比从41.8%快速降至35.2%，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6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30个百分点，2014年开始，北方人均GDP低于南方。2020年人均GDP前10强城市，除北京外皆在南方（不含资源类城市）。与北方经济衰落对应的是，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2000-2010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506.2万、395.8万人，2010-2020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55.0万、114.6万人，南方年均增量多于北方，2000-2020年南方、北方人口占比分别由58.1%、41.9%变为59.4%、40.6%。分地区看，2000-201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38个百分点，中部下降1.07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96个百分点，东北下降0.22个百分点；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01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41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3个百分点，东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
2.2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回流黔川渝鄂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黔川渝鄂并存三个阶段。从各省份常住人口变化看，2000-201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省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2010-202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省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此时期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全部位于北方。具体来看，2000-2010年粤、浙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191.0万、85.0万人，2010-2020年粤、浙分别为216.9万、101.4万人，江苏两个时期分别为56.2万、60.9万人；2000-2010年黔、川、渝、鄂等中西部省份年均常住人口增量由负增长转为2010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0-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20年的负增长，近年减幅扩大。
2.3 城市：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10年深圳、成都、广州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55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10年深圳、成都、广州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55万，郑州、西安、杭州、重庆、长沙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30万。2000-2010年、2010-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的单位中（10市数据缺失），年均常住人口增量为正的分别有236个、183个，占比分别为72.17%、57.73%；两个时期年均常住人口增量为负的城市数量分别为91、134个，占比分别为27.8%、42.27%。具体来看，2000-201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城市为上海、北京、苏州、深圳、天津。2010-202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城市为深圳、广州、成都、郑州、西安。其中深圳、成都、广州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2010-202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达72.0万、59.7万、58.2万；郑州、西安、杭州、重庆、长沙近1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39.7万、38.6万、32.4万、32.1万、30.1万人；这些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10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2.37%，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91%，人口持续流入且增速小幅上升；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43%、-0.49%，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20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9.31%增至5.88%、24.39%，三、四线城市则由30.87%、42.98%降至30.50%、37.06%。从趋势看，2000-2010年、2010-2020年，全国人口平均增速分别为0.57%、0.53%，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2.37%，一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两个时期，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53%、1.91%，人口持续流入且增速小幅上升。此外，上述两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3%、0.43%，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为0.16%、-0.49%，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2.4 都市圈城市群：人口持续向深莞惠、上海都市圈和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集聚
近10年深莞惠、上海、广佛肇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80万，成都、杭州、郑州、苏锡常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40万，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20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8.56%，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52.00%提升至58.35%、GDP合计占比由63.24%提升至74.38%，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除2010-2020年乌鲁木齐、西宁都市圈数据缺失外，2000-2010年、2010-202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的都市圈分别为28、29个。2000-201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都市圈分别是上海、北京、深莞惠、苏锡常、广佛肇，2010-202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都市圈分别为深莞惠、上海、广佛肇、成都、杭州。具体看，深莞惠、上海、广佛肇3个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108.9万、100.0万、84.7万人，成都、杭州、郑州、苏锡常4个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53.1万、50.9万、47.2万、40.6万人。从都市圈内部看，近10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流出的哈尔滨、沈阳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22.9万、-10.4万人。其中，沈阳都市圈近10年核心城市人口流入但都市圈整体流出，这反映出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10年核心城市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较2000-2010年下降48.7万人。
近10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180万人，成渝、中原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65万人，但东北、西部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呈现人口流出趋势。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20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9.59%，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3.37%提升至86.72%。除2010-2020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0-2010年、2010-202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值为正的城市群分别为16、17个。近1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成渝、中原、京津冀。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2000-2020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83%提升至18.05%；2000-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132.5万、240.8万人，2010-2020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281.9万、181.9万人。上述两个时期成渝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由-37.34万变化为69.5万人。但近10年东北、西部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流出趋势，上述两个时期，哈长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26.2万、-63.2万。
2.5 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约1.3亿人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1%，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20年增加约1.3亿，其中约0.7亿来自于乡城迁移。从中国城市化历程看，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三个部分：自然增长、乡城迁移和行政区划变动。2011-2018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平均比例为18.3%、35.1%、46.7%。简单按照过去趋势推算，未来1.3亿新增城镇人口可能将有约50%、即约0.7亿人左右来自乡城迁移。
未来中国1.3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2020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率最高、超85%，未来城市化空间较小，城镇人口增加将主要依赖于区外人口迁入；长三角、京津冀、海峡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宁夏沿黄等6个城市群均在62%-75%之间；其他12个城市群城市化率则在50%-62%之间。基于发展趋势、城镇化率变化、经济-人口比值、近期人口净流入以及区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设区外人口迁入分布的情况下，2020-203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城镇人口增量占比有望达约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或将从2020年的86.72%上升至90%以上。
3.1 人口流入地区发展潜力更大，但存在人地错配、“大城市病”等问题
1）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一是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40年前只是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722.7万人，2000-2020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5.4%，但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3.5%、13.3%、16.3%。二是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从国际看，美国开放的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三是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四是人口流入增加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20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杭州，这些城市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
3）另外，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重视人口集聚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导致“大城市病”。以北京为例，当前北京面临中心区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近年“拆违打墙”致居民生活不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长期低估人口增长并以此制订城市规划，导致用地规模、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不足。北京曾在1958年、1993年、2005年相继提出1000万、1500万、1800万的阶段人口规模控制上限，但分别在1986、2005年和2010年被打破。二是空间规划布局不足。北京是单中心城市结构，以多层次的环形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为框架，导致功能和人口一极集中，职住分离严重。三是交通建设明显滞后，教育、医疗、零售网点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
3.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分别为1.48、1.35、1.28，远低于全国的2.5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20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7.4%、15.6%、15.6%，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3.5%。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48、1.35、1.28，远低于全国的2.53，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3.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大城市群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下降265万至1200万。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到2030年1.3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决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近年中国城镇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二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合理规划和引导紧凑连续的多中心城市产业布局，加快现有园区转型，因地制宜，完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要优化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加快规划调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总量和结构，分区分级布局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善出行效率。未来的城市规划要尊重人口流动规律，规划编制应以人为本，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和需求。
三是推进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目前的“人地挂钩”是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并不能解决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与住房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应坚持都市圈城市群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如东北和西部地区售卖用地指标，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东北、西部地区用地指标大量浪费的问题，同时解决长三角、珠三角等人口流入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