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2020庚子鼠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将改变世界格局。
市场表象是：美股熔断与股指动辄暴跌千点、欧洲市场哀鸿遍野，OPEC减产谈判破裂，油价瞬间雪崩……
全球是否正在或将要开启危机模式？至少金融市场层面在预演类似剧情。被视为市场“风向标”的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独善其身，能否祭出组合拳，抑或是“复兴计划”，从而对冲诸多负面因素的叠加冲击，以稳住经济增长。
目光聚焦于新基础设施建设，它甚至被贴上未来中国新经济的“种子”之标签。
“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时代，‘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需尽快推出‘软硬’新基建。”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这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刺激铁公基”、不是“四万亿重来”。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此句出自《吕氏春秋·察今》，指的是，好剑要的是锋利，不必是莫邪的名称；好马要的是能行千里，而不是骥骜的名称。
新基建亦是如此！3月7日，与经济观察报在线面对面交流的任泽平似乎信心十足。他说，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边缘，当务之急是统一认识，意识到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它关乎国运。
四个“新”与“软硬”基建
经济观察报：不只是高层会议，还包括中央密集布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如今的热词。就此，你提出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好措施，为什么？
任泽平：我想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就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滞胀与里根经济学；化危为要，我们需“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产、提振消费”。
“新基建”要分拆去看，一个是代表未来的“新”，有“四新”；一个是基建，又分为“硬”基建与“软”基建。“四新”分别是：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
新的领域：它不是刺激铁公基的概念，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地区：如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但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新的主体：除了政府的债务、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方式，未来还有民间资本的参与。即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经济观察报：那么，该如何定义“新基建”？
任泽平：刚才我们说了“新基建的‘新’”，然后来讲讲“基建”，就可以找到答案。
什么叫基础设施？经济、产业、技术等，包括社会，它其实是这些领域繁荣发展的一个根基或者基础，比如5G网络、基站的建设，像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零售、移动支付等，都需要基础的网络建设，这就是基础设施。
再比如公路，中国公路网、铁路网等，以前没有这些硬件，中国吸引外资、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就无从谈起，这就是基础设施。我认为，只要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是“新基建”，有硬的，也有软的。
现在市场提及的新基建，更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如“四新”里——大家主要是讲新的领域（7大行业），但这并不全面，四新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五新，即新的内涵。换言之，硬的基础设施之外，还包括软的基础设施。
软的新基建，比如教育、医疗等关乎民生的消费升级领域；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等营商环境的建设，包括信息公开透明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建立等。这些势在必行的减税降费，放水养鱼，与民休息等，就是软的“新基建”。
诸如：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中国宏观税赋在国际上相对较高，但我们大量的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又比较少。还有基础制度建设（体制机制性改革），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包括舆论监督、法治、经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行业开放、公平竞争、竞争中性、国企改革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非常重要，还包括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等。
不难看出来，新基建有着时代烙印，可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而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等。
策略：“适度超前”
经济观察报：但某种程度上，软的基建基础设施可能难度较大，因为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改革？关键是什么？你有何建议？
任泽平：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要适度超前，无论是硬的新基建，还是软的新基建，这点非常重要。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工程师资源，企业家资源，有道路、公路、包括高铁，包括互联网建设，助推中国制造快速崛起。就此，我们是中国式适度超前基建战略的受益者。
例如，以前我们修了很多路，激发了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但如果中国不加入WTO，不推动开放，没有制度变革，这些经济潜力也释放不出来。关键在于，更多要让市场去选择，让市场去试错，发挥市场的力量。政府提供一些支持，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就好。有适度超前，才有规模效应。
我们的建议是：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经济观察报：不过，新基建的钱从哪来呢？
任泽平：的确，大家担心现在财政的压力很大，地方财政，尤其去年都是负增长，入不敷出。没有钱怎么投基础设施？ 这里我有个建议，要突破赤字率。
为什么“新基建”要有“新的方式”，如：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赤字可以到多少？
任泽平：其实财政赤字到3.5%、4%都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不是一个数的概念，而是一种理念，究竟是要保财政还是保增长？
我们建议，应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增加专项债额度，上调至3万亿-3.5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尤其是新基建，基建投资可适度超前。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但前提要控制债务水平，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吗？
任泽平：不是这个概念，是说，政府要当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家，而不是财政的小家。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证自己财政的平衡，一定会收过头的税，甚至各种非税收入。但一定需要厘清的是，一国财政是建立在自身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就不愁财政。
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美苏之争”，里根经济政策包括“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加军费支出”等；那时候美国推供给侧改革，赤字率很大，大量减税；而美国的互联网基础建设实际上是在里根时期开始铺设的；当时，美国推“新的计划”，增加制造、基础研发的投入。尽管美国那时的赤字率比较高，但它培育了90年代，尤其2000年以后，美国新经济的繁荣；而且90年代之后，美国的财政得以改善；2000年前后，美国的财政罕见地出现盈余。
这就像先播种再收获一样，如果现在连种子的钱都不舍得投，未来怎么收割？我觉得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未来中国新经济的“种子”，这是种子工程的概念。
第二个案例是98年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又遇到大的洪水，当时经济很困难，国企1/3亏损，失业下岗。那时候财政也很困难，但是，当时的政府朱镕基总理要推动什么？每年发1000亿国债项目。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国债投资项目修了很多的路，道路、桥梁等等。其实，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软的，比如“住房政策、2001年加入WTO、国企改革”等等。总之，硬的软的都有。尽管这在当时增加了赤字率，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投入的这些基建设施，它的巨大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就把中国的货物通过港口、公路、铁路运向世界，把中国制造的东西运送到全世界。
我们知道，2000年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财政收入高，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到世界第一，这些恰是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搞了新基建，当时公路、港口、机场也是中国的新基建，成就了2000年后的中国重工业化时代。
经济观察报：不过现在的经济结构跟那个时候不同，现在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率是最大的，如出一辙推基建，这不会有问题吗？
任泽平：不会，这个没有问题，时代背景不一样了，新基建的内涵定义也变了。
还包括一些软的基建，软基建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扩大消费”。扩大消费的基础设施之关键在于，一定要扩大我们的中产阶层，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最好的方式是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产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改革开放之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资本比较友好，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走到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来看较大。广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他们的消费受抑制。
那么，调节好分配、扩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后，消费自然就会起来。这恰是推动软的新基建之际。诸如，税收体制、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等，这些能否推出来？然后，能否减轻一些广大中产阶层的税赋？财政支出和国企利润能否更多地投入到民生支出和社保建设？
另外，能否适当压缩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所谓的黄宗羲定律，白领等中产阶层供养那么多人，哪有有钱再去消费。
包括住房制度改革，怎么保持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暴涨暴跌；以及社保体系的完善，真正做实老百姓社保账户，让病有所依，老有所养，消费自然会随之扩大。
老百姓储蓄多是因为国家的保障不多，要预防风险。所以，这就需要社会保障、税收、住房、养老、医疗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革建设来配套完成。
不是“刺激”是“激发”
《经济观察报》：那么，硬基建、软基建怎样才能协调起来呢？经济活力真正得被激发起来？
任泽平：当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都要人来干。最关键的是调动积极性，激发企业家、地方官员、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如果及时推出类似税收、融资、资本市场、激励机制等相关支持政策，我觉得就能够调动起积极性。
比如，地方官员建立精准考核机制，把高质量发展，把新基建、人民美好生活这些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内容纳入他的考核指标，同时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财政计划等配合好。
此外，要给地方一定的授权，进行适当的放权，结果导向、过程透明就行了。比如人口流入的地方，搞新基建出现了短期的债务，亦不要搞终身追责制，要有一定的免责。创新本身就是要有包容性，允许犯错；不犯错的最好办法是啥也不干。
经济观察报：是说需要有一个容错机制，但与之对应，可能也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底线？
任泽平：后者应归纳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律去解决。他若错了，你要宽容他，但是在投入及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腐败，该怎么办怎么办，用法律去制裁。
经济观察报：硬基建的盘子有多大？你是否测算过新基建的未来效益，它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此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任泽平：新基建相对于老基建，目前占比相对较低。旧基建肯定占比高，但它的空间潜力不大，新基建目前占比低，但未来的空间潜力很大，发展哪个？就像股票市场价值股和成长股的区别。成长股代表未来，价值股代表现在。
例如，20年前的90年代，互联网经济，大家觉得肯定会很小，结果今天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经济当中占比很高。同样的逻辑，有人说新基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大，还有人说，这是“新瓶装旧酒”、“刺激铁公基”、“四万亿重来”等等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是没有未来的眼光，认识不到位。长远来看——新基建最大的特点就是潜力空间巨大。
换言之，“新基建”投资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比如，未来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到1万亿以上，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数万亿投资，更重要的，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产业，带动十几万亿产值的新经济，可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
再换种角度看，20年后，现在的新基建也会变成未来的老基建。但那时候它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已超过一半以上；这类似20年前我们这样看铁路、公路的思路。
经济观察报：GDP会怎么样呢？你能否预测一季度、二季度或是全年情况？
任泽平：我觉得一季度可能会砸一个“坑”，区别只在于零增长，负增长和稍微增长，但这已造成了事实，关键在于未来的应对。就像疫情危机来了，要先应对疫情，而不是先去查谁的对错。
当然，危机暴露了一些问题，重点是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去纠错。我认为新基建目前就是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抓手，它亦是撬动经济社会效益的支点。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要落实新基建这盘棋，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任泽平：有三点很重要。首先是解决认识问题，思想上重视了，才会有行动上的坚定。目前市场存在的大量误解与不同观念，是因为对新基建的认知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新基建是短期应对疫情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是机制问题，怎么调动大家积极性去干，不然就沦为口号了。
第三是手段，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要给出一些手段：比如说融资、税收，地方官员的适度容错，债务上限的适度突破，包容失败，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如何落实软基建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新基建会怎样影响市场？它可以完全对冲现在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吗，还是说其实也有个过程。
任泽平：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 这有大量的例子，比如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政策，包括98年金融危机、2008年搞的很多基础设施等，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
至暗时刻，“新基建”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临重大抉择。成，则伟大崛起时隔五百年重回龙座；败，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长黑暗。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新基建”不仅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杀手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胜负手。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大放水，一个新基建，我相信历史将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不管怎样，我觉得新基建最重要的在于——除了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外，还有在这个时间阶段，中国政府在干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很重要，它有助于提振各方面信心。假如新基建引起各方强烈反应，认为这是民心所向；顺民心做事，就一定能够提振各方面的信心。
（本报记者胡艳明对此文也有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