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报告：2019
来源：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马家进 罗志恒
导读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宏观上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微观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0”到“56789”，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高速高质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当前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新一轮改革开放。继《落花有意——当前民企生存环境及建议》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核心观点
1、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激励约束有效，通过价格与竞争机制创造价值，资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的成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主体，完全国有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民营企业因产权清晰、激励约束有效，能够真正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过程。因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国有企业有必要存在，并限定在特定领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民营企业集中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集中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当前中国亟需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市场表现却弱于民营企业，例如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分行业的ROA和ROE均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原因有三：一是产权公有导致所有者缺位；二是体制性因素导致激励约束不足；三是社会公共职责导致负担过重。即弗里德曼提出的：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
2、过去40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动力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3、民营经济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从“0”到“56789”的伟大成就：
1）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50%，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1985年，全国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占比71.7%，集体所有制占比24.1%，个体经济仅占3.0%；2019年1-7月，民营企业税收占比56.9%。
2）民间投资占比超60%，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85%，民营企业是投资的最大推动力。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81.9%，集体经济占比5.0%，个体经济占比13.1%。2019年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60.3%，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更达到85%以上。
3）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00-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2.62、0.80和1.53万件快速上升至81.70、32.06和93.40万件。2017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77.8%，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77.4%，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75.8%。
4）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增量占比超100%，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1978年城镇就业人数9514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为7451万人和2048万人，而个体经济仅有15万人，占比0.16%。2017年城镇就业人数42462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比53.4%，全部民营企业占比近80%，增量占比更是超过100%。
5）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15万户，没有私营企业；2017年，个体工商户增长至6579.37万户，私营企业增长至2726.28万户。2017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809.77万个，民营控股企业占比97.0%。
4、当前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显性或隐性的所有制歧视：
1）思想上仍有些极左言论引发恐慌。改革开放已经40年，“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等荒谬言论却依然能够引发社会广泛争论和民营企业家恐慌，表明计划经济落后观念尚未完全清除。
2）政策上民营企业尚未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对待。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享受各种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尤其是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而像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对的，但在执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企受到的冲击更大。
3）融资上民营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享受政府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使其具有大幅举债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出。近期在金融去杠杆、信用扩张放缓的背景下，民企融资环境恶化。民营企业贡献了国民经济的“56789”，却只占用了40%左右的信贷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完全不匹配。
当然，需客观承认，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环保不达标、税收社保缴纳不规范、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要区分正常的市场出清和政策误伤，促进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5、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民营经济的再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未来民营经济占比将继续上升，助力中国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加快国企分类改革，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提示：改革不及预期
目录
1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激励约束有效，通过价格与竞争机制创造价值，资源配置效率高
1.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1.1.1 民营企业：一般竞争性领域1.1.2 国有企业：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1.2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绩效对比1.2.1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显著低于民营企业1.2.2 国有企业的分行业表现也不及民营企业1.3 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偏低1.4 两个中性原则：竞争中性与所有制中性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民营经济从“0”到“56789”
2.1 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2.2 伟大成就：从“0”到“56789”2.2.1 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50%2.2.2 民间投资占比超60%，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85%2.2.3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2.2.4 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增量占比超100%2.2.5 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2.3 遗留问题：所有制歧视3 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文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宏观上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微观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0”到“56789”，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高速高质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当前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新一轮改革开放。继《落花有意——当前民企生存环境及建议》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激励约束有效，通过价格与竞争机制创造价值，资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的成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主体，完全国有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民营企业因产权清晰、激励约束有效，能够真正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过程。因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国有企业有必要存在，并限定在特定领域。当前中国亟需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而非一进一退的竞争关系。理论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民营企业集中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集中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
1.1.1 民营企业：一般竞争性领域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民营企业是最好的参与者。并且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能够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上述结论可由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证得。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配置结果是帕累托最优。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要使市场发挥作用，便需要市场中的所有参与个体基于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进行理性决策，相互之间充分竞争。毫无疑问，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才是更符合上述设定的市场化竞争主体，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帕累托最优是效率最优，并未涉及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而公平问题恰恰是市场经济最常被诟病的地方。但事实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是中性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在实现效率最优的同时兼顾公平。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任何帕累托最优都能通过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配置予以实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进行适当的转移支付以谋求公平，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则会自发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政府的良性干预下，市场机制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不必担心民营企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政府需要做的是维护交易公平与秩序，防止企业合谋与欺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改进监管，优化市场基础设施，提高市场效率，当好社会的“守夜人”。政府不应当通过国有企业等非市场化手段下场比赛，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精神，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现实经济当然不可能像理论描述中的这么理想，但在最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民营企业占主导能够实现与理论设想的最小偏离，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扭曲。
1.1.2 国有企业：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
现实经济中的某些领域并不满足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前提假设，“市场失灵”时有发生。在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才是最好的参与者。
像自来水、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领域，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的固定成本进行管道、线路等的铺设与维护，但是后期提供相应服务的边际成本却很低，这类行业难以开展充分竞争，通常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垄断，因此被称为自然垄断。自然垄断行业存在一个问题：社会最优产量的条件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是企业的平均成本显著高于边际成本，企业在社会最优产量处将会面临亏损，因此并没有动力充足供给，而是会选择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一定利润。供给不足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政府需要进行纠正，方法有二：一是对私营企业进行管制，限定价格并提供一定补贴；二是直接由国有企业进行经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另一个面临供给不足问题的领域是公共物品，典型代表有国防、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等。公共物品具有两大特征：非竞争性，新增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产品可被多人共享；非排他性，无法有效排除他人使用，产品难以收费。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且难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导致社会需求大，但是生产激励弱，从而市场供给显著低于社会最优产量，造成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提供，一是政府向私营企业购买，二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供给。
还有一些领域则超出了经济范畴，涉及政治军事，事关国计民生。新古典经济学倡导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但在现实中，国家间经常由于冲突竞争而发生贸易摩擦与军事摩擦，因此军工、能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国计民生领域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因此政府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来实现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等宏伟目标。
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往往互有重叠，譬如电力行业属于自然垄断，也涉及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命脉，又如国防是公共物品，上游的军工行业亦关乎国家安全。在这些非竞争性领域，市场无法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政府干预以增进社会福利。虽然理论上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相关领域可以在政府管制和补贴下由私营企业生产经营，但是由于信息搜集难度、管制成本、目标冲突等因素的存在，国有企业可能更具优势。因此在现实中，即使是欧美等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国有企业也在某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绩效对比
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效率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下面以工业企业为例，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益。
1.2.1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无论是从总资产收益率（ROA）还是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表现都要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普遍受益，ROA和ROE显著回升；而民营企业受环保督察、融资收紧等因素冲击，ROA和ROE明显回落。即便如此，2018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依然只有私营工业企业的60%左右。
1.2.2 国有企业的分行业表现也不及民营企业
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7》，比较2016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分行业中的市场表现。
在绝大部分行业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ROA和ROE都要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垄断性较强的上游行业，国有企业甚至出现亏损。国有企业仅在汽车制造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存在相对优势。
1.3 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偏低
为什么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国有企业，其市场表现却不如民营企业呢？
首先是产权公有导致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使得每一个公司制企业都要面临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公有则会加剧这一矛盾。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全体人民→国家→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某一国有企业→企业管理层，从而导致权责不清、利益冲突、代理成本高、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产权主体缺位和缺乏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企业管理层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并逃避监督。
其次是体制性因素导致激励约束不足。国有企业中僵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会扭曲微观个体行为、降低企业经营效率：第一，国企经理人的任命和整体的薪酬体系通常非市场化，员工容易丧失积极性，无法吸引或留住优秀人才；第二，国企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较为浓厚，工作机制僵化，创新性工作不易开展；第三，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隐性兜底使得国有企业缺乏破产清算的压力，国企经理人没有积极改善经营效益的紧迫性；第四，不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对国企经理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导致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或错误决策时常发生。
最后是社会公共职责导致负担过重。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经济社会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责：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要负担员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沉重；即使严重亏损也难以大规模裁员减支，要维护社会稳定；在经济下滑时要加快上马新项目，而不考虑项目的成本收益等等。上述非市场化行为均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可由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等完美阐释，或者更简单地，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
如果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占比过高，会对经济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一是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对高效率的民营企业造成挤出；二是僵尸企业、产能过剩、杠杆高企，推升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三是经济内外部失衡，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持续贸易顺差等都与国企民企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
政府也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内产权改革提升效率，对外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战略聚焦、业务整合、加大创新，激励机制逐步搭建，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1.4 两个中性原则：竞争中性与所有制中性
国有企业效率偏低及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关键在于缺乏充分且公平的市场竞争。要纠正市场扭曲、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两个中性”原则：竞争中性与所有制中性。
竞争中性是指所有市场主体在经营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OECD对竞争中性定义了八大原则：经营范围划分、成本监管、回报率要求、补贴监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信贷中性和和政府采购中性。竞争中性的本质是：避免国有企业依靠与政府的关系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通过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经济健康发展。
所有制中性是指政府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使其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大现实问题，国有企业在政府背书下显性或隐性地获得政策和资源倾斜，民营企业则相应地处于劣势地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提出“所有制中性”原则，认为其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说的正是要抛弃所有制歧视，让所有企业公平竞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民营经济从“0”到“56789”
过去40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动力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2.1 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民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与保障，其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91，市场经济复苏。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政策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偏差，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接近百分之百，非公有制经济几乎销声匿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先后确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但在1989-1991年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姓社姓资”争论加剧，人们在思想上对发展民营经济顾虑加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陷入低潮，出现较大回落。
2）1992-2011，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重要论断，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存在和发展，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扭转了民营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1998年以产权改革和“抓大放小”战略重组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拉开帷幕，民营经济迅速填补国有企业退出的市场领域，实现又一轮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首次明确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4年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民营企业融入全球化，中国经济快速腾飞。
3）2012至今，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民营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受到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在2019年9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2 伟大成就：从“0”到“56789”
民营经济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从“0”到“56789”的伟大成就。1978年以前，个体经济零星存在，私营经济禁止发展；现如今，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未来还将进一步上升。
2.2.1 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50%
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1985年，全国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占比71.7%，集体所有制占比24.1%，个体经济仅占3.0%；2013年，民营企业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比首次超过50%。2019年1-7月，民营企业税收占比56.9%，国有企业占比26.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比16.8%。
2.2.2 民间投资占比超60%，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85%
民营企业是投资的最大推动力。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81.9%，集体经济占比5.0%，个体经济占比13.1%。2019年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60.3%，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更达到85%以上。
2.2.3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
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00-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2.62、0.80和1.53万件快速上升至81.70、32.06和93.40万件。2017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77.8%，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77.4%，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75.8%。
2.2.4 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增量占比超100%
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1978年城镇就业人数9514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为7451万人和2048万人，而个体经济仅有15万人，占比0.16%。2017年城镇就业人数42462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比53.4%，全部民营企业占比近80%，增量占比更是超过100%。
2.2.5 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15万户，没有私营企业；2017年，个体工商户增长至6579.37万户，私营企业增长至2726.28万户。2017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809.77万个，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1.8%，外商及港澳台商控股企业占比1.2%，民营控股企业占比97.0%。
2.3 遗留问题：所有制歧视
制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实中，民营企业贡献了“56789”，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2017-2018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遭遇融资困境、信用债违约潮、股权质押风险等；“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沉渣泛起，严重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追根究底，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显性或隐性的所有制歧视。
第一，思想上仍有些极左言论引发恐慌。改革开放已经40年，“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等荒谬言论却依然能够引发社会广泛争论和民营企业家恐慌，表明计划经济落后观念尚未完全清除。中国需要再开展一次类似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让市场经济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第二，政策上民营企业尚未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对待。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享受各种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尤其是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而像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对的，但在执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
第三，融资上民营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享受政府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使其具有大幅举债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出。近期在金融去杠杆、信用扩张放缓的背景下，民企融资环境恶化。民营企业贡献了国民经济的“56789”，却只占用了40%左右的信贷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完全不匹配。
当然，需客观承认，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环保不达标、税收社保缴纳不规范、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要区分正常的市场出清和政策误伤，促进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3 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1）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2018年人均GDP超过9700美元，是美国的1/6，英国的1/5。
2）中国经济增速在6%以上，是美国的2-3倍，十年后有望跃升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3）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59.6%，户籍城镇化率仅43.4%，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未来十年有望新增近2亿城镇人口，中国城镇化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较大空间。
4）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都可自由流动，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5）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人口数量红利走向人才（工程师）红利。
6）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全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比48%和28%。
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民营经济的再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未来民营经济占比将继续上升，助力中国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加快国企分类改革，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部分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限制，设置负面清单，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环境。放宽电信、物流、能源领域的管制，降低其他行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盈利；加快汽车行业的开放速度，促进内外资车企充分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国内车企的技术和销售水平，提升汽车行业竞争力；金融服务业进一步落实好已经确定的开放政策，吸引更多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教育医疗仍十分短缺，科技创新领域重大基础性研发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发达的同时城市地下管网建设仍十分落后——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视，配上新的机制和新的开放。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是投资的最大推动力，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促进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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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