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战发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日美经济政治实力的对比及国际局势而发生相应变化，总体上伴随日本崛起而愈演愈烈。战后，日本经济可大致划分为以下阶段：（1）战后复苏时期：1945-1955，平均增速9.3％。（2）高速发展时期：1956-1973，平均增速9.2％，实现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升级，日本的成本优势及其产业升级带来的市场竞争力，冲击到美国相关行业，纺织品、彩电、钢铁贸易战爆发。（3）稳定增长期：1974-1985，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年均增速4％，1980年确立技术立国，实现从重化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电信、半导体）的升级。越战及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冲击较大，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日本相对较快地走向复苏；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经济在积极财政和放松管制下发展较好，但整体上日本经济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开始急剧扩大，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4）泡沫经济形成期：1986-1991，日元持续升值，过度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和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推升股价、地价泡沫。80年代末追赶期结束，追赶期的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方式不适应新的环境。（5）泡沫破裂后的萧条期：1992-今，泡沫破裂，陷入失落的二十年，期间世纪初小泉内阁改革虽有起色，但未能摆脱整体的低迷。
战后复苏时期（1945-1955）：冷战爆发，美国由削弱转向扶持日本
二战结束后，美国发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策》，单独占领日本，保留了日本政府和天皇，间接统治日本。美国对日本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财阀为核心的改革，旨在通过严厉的制裁政策，削弱日本消除威胁。随着冷战爆发、美苏对立，美国希望通过复兴日本以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同时配合实施美国的亚洲战略。1948年10月美国正式开始扶植日本，派专员对日本全方位规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与日本签署了特需订货协议，同时美国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日本凭借管制低利率和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基础产业，迎来战后的第一次繁荣。日本为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制定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大企业并发展小企业等策略，“重经济，轻军备”，仅用了十年时间日本便恢复到战前水平。1951年9月，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从属于美国。1956年《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意味着复兴阶段结束。
高速发展时期（1956-1973）：重化工业为主导，纺织、钢铁、家电贸易战爆发
1956年日本政府提出“当务之急是要趁着世界技术革新的东风，让日本走向新的建国之路”。池田内阁于1960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从1961年开始在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形成了相应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及监管模式。该阶段，日本的劳动力总体丰富（人口红利期）、政府加大人才培养和教育力度、银行和财政投融资制度人为压低融资利率、城镇化进程加快、投资带动投资和消费革命产生强劲的内需、实施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外部环境相对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1）形成由下游向上游传导的投资带动型经济。1950年代中期，借由朝鲜战争使得特需扩大的契机，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变，带动以化学、金属、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从下游到上游的“以投资带动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
（2）消费革命开启扩大内需的良性循环。随着东京圈、关西圈、名古屋圈工业的发展，人口开始向三大都市圈流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1955-1975的二十年间，城镇化率上升近20个百分点至75.9％。城市家庭数量上升使得耐用品需求量上升，工业生产能力上升以及量产体制带动了商品价格的下降。1950年代后半期，以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为代表的家电产品价格下降到一般家庭可承受的价格，消费革命带动内需急剧扩大。1954-1958年间，洗衣机的销量从27万台增至100万台；而黑白电视机从3000台增至100万台。此外，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又通过金融机构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开启支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3）注重人才和技术培养，学习和引进海外先进管理方式。1956年教育文化经费占财政支出比达到12.4％。1955年日本设立“生产性本部”，其核心工作是向欧美国家派出由日本企业家和工会人员组成的海外视察团，进行实地考察与技术学习。1955-1975年间，日本共派出视察团1000次以上，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将所学成果改良并应用到本国企业管理中。同时被军需生产培育起来的技术被转用到了民间部门，使得日本工业部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提高，并且降低生产成本。
（4）引导产业升级，财政支持以减少夕阳行业造成的冲击。1960年日本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转移，产业政策重心转移到了保护培育新兴产业，出台了外币配额政策优先权、为促进设备投资的低息融资和出口税制优惠措施。对于以煤炭为代表的夕阳产业，政府支付补助金，减轻因急剧衰退带来的失业以及对地方经济的重创；对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实施调整设备投资、促进企业合并重组等政策。
1974年前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1974年出现“滞涨”，当年GDP负增长。
（1）刘易斯拐点来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加速。粗出生率和总生育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顶点。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滑；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在1969、1992年形成两个高峰，分别是68.89％和68.92％；65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70年代初已急剧减少，城市化率在1975年达到较高水平75.9％，其后十年仅增加0.8个百分点。
（2）以冰箱、洗衣机、电视为代表的家电在1975年前后普及率相对较高，国内需求达到相对饱和。其中，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90台，洗衣机98台，电冰箱97台，仅汽车仍有潜力，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内需增长机制到70年代中期丧失足够动力。
（3）石油危机抬升重化工业生产成本，导致原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企业设备投资的积极性下降。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曾经的领头羊产业最终失去竞争力，引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产业是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4）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重化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农业化肥的使用导致环境对经济的约束越来越大。
（5）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日元升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1美元固定兑换360日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试通过多国之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1973年2月日本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史密森体系倒塌，日元升值到1美元=220~250日元。但日本凭借产品竞争优势对美出口持续扩大，美日贸易逆差不断攀升。
中高速稳定发展时期（1974-1985）：增速换挡，产业升级，电子、电信和半导体贸易战爆发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反观此时的美国，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其经济形成“滞涨”，里根上台后依托“供给学派”理论，财政与贸易出现双赤字。该阶段日本平均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战范围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