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与股市之间的真实关系
关于市盈率还有一项研究值得我们探讨一下。很多人(包括我)曾经研究过人群的年龄结构与股市之间的联系。我并不认可哈里·登特(HarryDent)在《沸腾的2000年》(The Roaring 2000s)所说的股市会一直上涨、直到2007年—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开始退休的理论。
但正如他所说的.年龄和购买力、储蓄(包括投资)等有非常强的关联性。登特失误的地方是他假定婴儿潮这代人在2007年之前会一直储蓄，因此股市也会持续上涨。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来说很有蛊惑性但可惜的是.它在统计学上缺乏依据。正如第十章中我们会提到的罗伯特·阿诺德(Robert Arnott)的研究成果所展示的，在股市和婴儿潮这一代人的表面关系之下，真正原因是这代人的子女、从业人数和退休人数的比例。
我们讨论一篇论证年龄结构和市盈率之间具有强关联性的严谨的学术论文。这项研究是由三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约翰·吉纳科普洛斯(John Geanakoplos)，南加州大学的迈克尔·麦吉尔(MichealMagill)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丁·昆兹(Marine Quinzii)为耶鲁大学的考尔斯基金会所写的。
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和特别的论点。它与迈克尔·亚历一11大(Michael Alexander)在((股票周期))(Stock Cycles)(我们在第四章会专门讲到)中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和结果很相似。文中运用了一种模型，来显示年龄结构的改变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股市的价格，这将我们从娱乐世界或推理性的论据中带离，引导我们做出其有更加坚实的统计学基础的预测。它证实了我们的直觉猜测，从而对我们的假设更有信心。加上我写的与这个话题相关的数篇文章，我更加有信心地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长期的熊市中的观点是正确的。
可预测的随机性
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张力地证明了年龄结构的改变，通过一种与从本参数的变化强烈相关的方式，能够显著改变证券的价格这一观点。如果将美国的数据代入模型，我们会发现市盈率的变化几乎与美国过去50年的历史数据是相似的，同时也与坎贝尔(Campbell)和希勒在2001年的研究结果类似，而这个模塑又论证了接f来的20年(从2004年开始)里，市盆率极有可能出现整体下跌。这是因为人I金宇塔的40年周期协致了股票权益的40年周期——而股价，尽管很随机，却有着很强的可预测性。
总之，这几位研究者为经济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通过早期的研究，他们发现，年轻的劳动力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与年长的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很明显。同时，收入的差异也很大。研究者同时将商业周期、产出的起伏波动以及每一代人的风险忍受或规避程度纳入了考里范围。
对个人来说，典型的情况下，总是在年轻时收入少，中年收入多，而退休后收入又减少了，甚至变为零，人们常常在年轻时寻求货款，而在中年投资股市和债券，再依金中年的投资收益来养老。
这就是著名的投资者生命周期，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简单来说，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年龄组和代际间的差异，将研究对象分成不同的“群体”。他们通过每个“群体”的新生儿出生率来确定婴儿潮和生育低谷期。中年人(或群体)与年轻一代的比值被称作MY值(中年一青年比值，middle-young ratio).如果考虑到所有的变f，设定不同的经济假设条件，将“外部冲击”(例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入到模型中，得到的结果很相似:中青年的劳动力比位与市盈率之问有强相关性。
这意味着中年人与年轻人的群体间的相对比率，即MY值，在决定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均衡价格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确实如此，如果你将研究者罗列的MY值和市盈率放在同一个图表中，就会发现MY值的趋势总是与市盈率挂钩。
用这个模型预测市盈率，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会从2000年初的25-30倍，跌到5-16倍。上述市盈率的预测区间，是不同的假设条件所导致的差异。如果使用已经过优化的假设，你会得到16倍的结果。如果你比较悲观，将推导出20年后的市盈率为5倍。但即使市盈率跌到16倍，仍然是一个很戏剧性的结果。
这不是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市盈率总是会回归到均值，比如像希勒那样认为的15倍左右。这篇文章列出了回归均值的基本原因：不同年代的人的年龄比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