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滴滴打车APP被下架……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严格监管和依法查处。
资本野蛮生长的时代落幕了，但资本规范发展的时代开始了。毋庸置疑，中国不仅不会排斥资本，而且必须充分依靠资本的积极作用。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的转换，再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资本规范行为，仅仅是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下的资本野蛮生长，这绝非倒退，而是资本文明进步的体现。
资本：激励与约束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急需巨额资本支撑，但“病急不能乱投医”。在讨论中国需要怎样的资本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还记得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提出：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
这“四个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目标方向。换言之，资本的发育不能长期、无节制地偏离改革追求的目标，否则也就偏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
过去这些年，一些平台企业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显然是有违这些目标的。
曾几何时，网络购物长大了，但电商模式也给线下的商品零售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最为人诟病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平台内商家“二选一”，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它所形成的平台垄断优势，对实体企业的利润挤压也多被控诉。
曾几何时，移动支付长大了，但有的公司却以互联网公司的名义从事着金融业务，用资产证券化和小本担保助贷方式，把区区30亿元资本金的小贷公司做成了3000亿元贷款规模的“银行”。它被业内指责通过合同把风险转嫁给债券持有人与合作银行，而且想方设法躲避银行监管。不受监管的金融资本野蛮生长，带来的风险和隐患显而易见。
曾几何时，网约车平台巨头依仗资本优势以烧钱的方式排除竞争对手，占据公共出行的垄断地位。问题也随之而来，滴滴顺风车乘客被杀事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出租车司机被差别对待摊派“苦活儿、累活儿”的质疑和指责从未间断，平台派单不合理、恶意判责、大数据杀熟等相关投诉亦层出不穷。而最受指责的是，平台海量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隐患和威胁。
曾几何时，巨额娱乐资本冲击中国文化市场，致使众多少年甚至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且把击垮男儿血性的“娘炮文化”引入中国，扭曲了很多年轻人的审美情趣。为了电影票房，资本排斥导演对演员的选择，致使劣币驱逐良币，大量优秀艺术家被边缘化，而劣迹艺人出演身价动辄数千万，财富数以亿计，进而引发年轻人群起而效仿、追随。其结果是：颜值取代智慧，扭捏完胜勤劳，鲜肉就是财富。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价值观？
……
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必须得到纠偏。毋庸置疑，中国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并不排斥资本的良性发育。但是，中国必须排斥资本的野蛮生长，因为它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尤其在全球实体产业资本、股权资本激烈争夺的时代，不能正确领悟监管初衷，那势必大大折损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无约束的资本必然走向野蛮
作为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者和思考者，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很早就提出：必须把那些为垄断而大把烧钱的互联网公司置于《反垄断法》的约束之下。
2021年7月13日，黄奇帆在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当前消费互联网领域存在的四个问题”。第一，拼命烧钱扩大规模，打败对手取得垄断，此举几乎是零和效应，没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增值效应；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吸引眼球，扩大流量；第三，利用网络平台垄断地位，采取不对等的措施，采集客户、老百姓的信息，甚至侵犯隐私；第四，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不同人群不同价格，而且杀熟，这实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他告诫中国互联网行业：“今后10年是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不讲道理的盈利模式是行不通的。”实际上，黄奇帆指出的问题恰恰是互联网资本野蛮生长的表象，但必须看到，野蛮生长是资本天性，古而有之。这样的野蛮生长曾经带给人类众多经济灾难，远的不说，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就是金融资本野蛮生长的极致性恶果。
上世纪70年代，以弱化金融监管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风靡全球，从而为金融资本的野蛮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个环境里，不仅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频频沦为金融资本劫掠的对象，同时也为危害空前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透过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我们清晰看到：华尔街几乎全部金融巨头CEO走马灯般轮换，而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为了自己的年薪和奖金的最大化，不惜无度放大所在金融机构的债务杠杆，并给全球金融市场注入了巨大的信用风险，甚至以欺骗的方式把有毒资产出售给自己的客户。此举令人不齿。
金融危机救援刚刚告一段落的2010年，随着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强化，这些肮脏的金融资本行为也开始星星点点地曝光于世。比如，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监会（SEC）认定，高盛公司曾在设计和销售与次贷抵押债券时涉嫌欺诈。披露指出，高盛曾为满足对冲基金公司Paulson&Co希望做空次贷抵押债券的交易诉求，设计了与次贷抵押债券表现挂钩的CDO组合产品，并通过不实陈述、隐瞒风险等手段欺骗其他投资者，导致这些投资者因此损失超过10亿美元。
2010年4月18日，德国政府宣布对高盛展开调查；英国金融管理局（FSA）也于随后的20日发表声明，经过初步调查后决定，将就美国证交会指控的同样情况，对高盛在英国的相关交易正式展开深入调查。
这还不算，2011年，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把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17家华尔街巨头告上法庭，诉讼称：这些大银行通过“伪装”证券信息，把2000亿美元的高危房贷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卖给了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导致“两房”巨额损失。两年之后的2013年5月，花旗银行与FHFA达成和解，但拒绝披露和解条款；摩根大通与美国司法部就销售不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达成13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40亿美元是交给FHFA的临时性和解罚金，而美国银行则向FHFA缴纳60亿美元罚金。
高盛不是被誉为“华尔街天使”吗？它也会为非作歹？当然！何止是2008年之前存在于次贷危机当中的丑闻，最近的例子曝光于2020年10月。据报道，高盛在马来西亚行贿10亿美元，以参与并协助马来西亚1MDB公司实施欺诈性融资。2012年至2013年间，共协助1MDB安排发行3笔债券发行，募集总额为65亿美元。1MDB公司的欺诈丑闻败露之后，高盛被相关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处罚，罚金总计高达50亿美元。
这都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如果金融监管不能展现出雷霆万钧的威严，那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金融寡头资本就不可能戒掉为非作歹的恶习。在美国，纳税人交给政府的税款通过危机救援流入了华尔街大佬的私囊，于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尽管这场运动最终被镇压，但这口怨气却从日后的“黑人命贵运动”中得到了宣泄，而这些运动实际都在表达美国底层民众的怨愤。所以，资本行为必须受到有效制约，否则倒霉的一定是社会公众。
经济伦理：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命题
资本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追求的理论基础，源自自由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它在《国富论》中给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斯密的原话是：“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这一论述也让走向市场经济的资本找到了“自私的合理性”。只要一味去追求私利，公共福利则会自然而生？一则理论的解释认为，谋求私利的资本可以创造出最大化的政府税收，社会福利则由政府税收支出。另一则理论的解释认为，如果指望公共福利自然而生，那整个社会必然走向贫富两极分化，而最终摧毁这个社会。
所以，所谓“看不见的手”一经诞生就存在激烈的争论。早期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这位罗斯柴尔德的家族成员曾经公开指出：“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而只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罗斯柴尔德教授所言不无道理。亚当·斯密更在乎的不是《国富论》，而是他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因为，斯密墓碑上镌刻着一行字：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但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国富论》被当成必修之课，却极少有人关注《道德情操论》。为什么这里要突出《道德情操论》的历史地位？这关乎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命题：经济伦理。
实际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根本不可能回避人类社会的伦理需求。从历史看，在许多经济学家的专著中都可以发现，经济和伦理犹如手心手背，相伴相生。就像亚当·斯密，尽管他竭力倡导自由经济，但他却从未忽视经济学的伦理意义。《道德情操论》就是典型代表，亚当·斯密不仅指出了人利己的一面，同时更强调了人的同情心和利他精神对一个社会健康、健全的重要意义。
按照传统定义，经济行为的最高伦理境界就是“经世济民”。我们必须意识到：“损人利己”乃是资本“零和游戏”的代名词，它不会带给人类更多的财富创造，而只会导致越发残酷的财富再分配，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矛盾。
例如，前些年出现的大量的P2P欺诈，“以女学生裸体为抵押”的校园贷等等一系列恶性金融行为，它们不仅没给社会积累财富，反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伤害和信任危机。
教育、医疗、出行……这些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控制，其必然结果是：政府和老百姓都变成垄断资本的打工者，这是否背离了经济发展的伦理准则？
基于伦理准则的监管并非排斥资本
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商品市场，一切政府监管的依据都是经济伦理所昭示的公共诉求，尽管它不可能实现绝对理想化的市场公平，但它至少可以推动市场环境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所以，监管不是限制市场竞争，不是排斥资本逐利，而是践行中国的那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指的是，取财要讲路径，而这条路径上要有道义、有节制、有情怀。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从来伴随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从来离不开足够的资本支持，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定律，同样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违抗的基本定律。尤其是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朝着“智能化”方向全力推进，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而且各国经济智能化的领先程度，也势必决定着全球经济格局未来如何重新划定。
正因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大规模攫取全球股权资本，甚至不惜改变货币政策方式，以海量注入长期基础货币的方式，推动金融市场更多生成长期资本。难道他们不怕难以回避的经济风险？不是不怕风险，而是争得科技先机更加重要，因为这将决定美国未来可否继续保持世界优势地位。历史证明：科技创新的过程必定是耗费海量资本的过程。因为，创新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否则根本找不出新经济的最佳实现路径。要尝试就要有资本，尤其是极具高风险偏好的股权资本，如不能赢得这类资本的积累与消耗，经济就可能落后，就可能被后发国家超越，甚至失去一个百年的时代。
美国当然不愿看到“落后”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阻止中国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要义无非是：抑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美国前财长、高盛前主席亨利·保尔森曾经明确撰文指出：如果美国得不到回报，就不应该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巨额关税，除非中国保证不再发展高科技，不去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否则对华制裁不能取消。因为，中国向高科技领域进军，将使得未来美国只能去赚“辛苦钱”。
中国应当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积极参与到国际股权资本的竞争中去。事实上：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从未停止反而大大加快了资本开放的步伐，其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这轮激烈的科技竞赛。
因此，中国没有理由否定资本的存在，更没有理由去压抑资本的合法诉求，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就放任各类资本无序扩张、胡作非为。试想，在科技资本剧烈竞争的时代，资本如果不是在助推中国的科技进步，而是大量堆积在“不惜危害社会、损人利己”的赚快钱方向，那就很难赢得科技产业的先机。
资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属性。比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巴菲特掌控的那样的资本，它把陪伴企业成长、分享企业长期成长的收益当作自己的盈利途径；也有索罗斯掌控的那样的资本，它们遵从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规则，动辄以击垮一个国家的经济作为自己牟取暴利的手段。中国应当欢迎哪类资本已无需多言。
鼓励前者，抑制后者；坚持资本的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这应是资本治理的目标。
2021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宣布，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这一重磅信息充分证明：中国不仅不会排斥资本和资本市场，同时还要塑造一种前无古人、中国特色的资本和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