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正是因为这番表述，市场对央行“降准”产生较大预期。这合乎常理，按照加息降息、升准降准、汇率政策都需要国务院批准的政策规则，国常会公布“会议决定”中出现“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表述，应当说，央行给出政策建议中的“降准”预案，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而历史经验显示：只要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降准”政策，那实施应当比较快。但所谓“适时”是否意味着本周就执行？不一定。不过也无须多虑，因为这只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而所有商业银行都会从现在开始，按照“降准”之后的资金情况实施信贷安排。
此次“降准”是否会本周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市场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因为它不仅是解近渴，而且是解远忧。所谓解近渴是指：降低银行资金成本，相应减低“存贷款资金期限错配”的程度，化解因大量贷款展期而加剧的、债务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所谓解远忧是指：通过激励金融市场更多生成长期资本，激励中国经济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此次，国务院决定“降准”是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对企业构成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我们之前的主张一致：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推高中国CPI，央行反而需要宽松货币，而不是紧缩。作为中央银行，当然需要高度关注通胀问题，但必须看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到国内CPI，这不是通货过多的问题，至少不是中国通货超发的问题。所以，对这样的物价上涨，中国只能“扛”，不能“抗”。
什么是“扛”？就是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满足企业购置原材料所需贷款的增加，允许原材料成本向下游传导，同时适度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样做，是为了从需求端确保中国经济活力不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压制。
什么是 “抗”？以紧缩货币政策对抗输入型物价上涨。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第一，企业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贷款又少又贵的“双重挤压”，而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放弃生产，从而导致商品供给不足，那样CPI上涨压力会更大；第二，一部分企业放弃或减少产生，不仅国家GDP增长受到负面冲击，而且就业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第三，企业偿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会相应增加。
“扛”与“抗”都有利有弊，但权衡利弊，“扛”优于“抗”。所以，应当赞同国务院在此关键当口所做出的决定。
另外，“降准”背后还有一个“等”字。这个“等”字或许说明，国务院不仅批准了“降准”，同时还批准央行采取其他一些必要手段，以满足企业因原材料价格而导致的信贷规模增长，压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并借此保住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和动力。那这些“必要手段”应当包括哪些内涵？我们的愿望是：创设长期流动性便利（LLF）等，并以此置换短期基础货币，有效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至少，应当更多地使用中期流动性便利（MLF）工具，向市场释放相对稳定的中期流动性。
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这次国常会对“碳减排”提出了货币要求。国常会决定：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设立支持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如果央行实施这一政策，它也是一种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属于“精准施策、结构投放”，属于“非漫灌之水”。对于这样的水，我们更加希望它是“长水”而非“短水”，期限要与降碳经济的长期性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