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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疫后恢复期”，但总需要远未达到“疫前”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为什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工业原材料价格会“远超疫前水平”？从现在的分析看，基本两大诱因：供给因素＋货币因素。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供给还是货币因素，在没有真实需求、没有经济热度的前提下，制造业上游原材料价格飞涨，只会进一步压制需求，其结果绝非简单地引发“通胀”，而势必将经济拖入“滞胀”泥沼——物价飞涨＋经济衰退。

尤其是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果华尔街利用美元霸权——国际资源品交易计价结算权、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而恶炒大宗商品价格，其的结果必将严重压缩制造业生存空间。如果此时我们必须无奈地接受美元霸权实际存在的现实，而中国货币政策又拒绝“物价—工资的循环上涨”，抑制了制造业前端成本向后端商品价格的传导，那中国经济恐怕不只会发生“滞胀”，甚至可能掉入经济学家费雪针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所描述的“债务通缩”陷阱。

在美国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袭击中国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必须十分警觉，看清其背后是否隐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恶战”。毕竟中国企业债务杠杆率已经非常高，它就像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被华尔街恶炒大宗商品价格“带上紧缩节奏”，从而导致中国“债务暴雷＋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那将是顶级严重的危机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充分意识到“乌云正在压顶”，必须全力避免中国经济落入“债务通缩”式恶性循环的陷阱。为此，我们是否有必要放弃一些货币主义教条、而为一场极有可能发生的、没有硝烟的“恶战”备好“超常规武器”？

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珠三角实地了解的情况看，在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面对“双通缩”折磨。一方面，货币政策回归政策，导致银行贷款额度远不及去年宽松；另一方面，企业购买原材料所需贷款，必然因价格上升而增加。实际上，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企业购买原材料所需贷款上升，但银行今年信贷计划并未考虑这个贷款增量，这对企业而言，实际就是第一重货币紧缩，是因原材料涨价自然构成的货币紧缩效应；如果此时央行为控制通胀预期，进一步收紧货币，那对制造业而言，则是第二重紧缩效应。

毫无疑问，在美元霸权短期内无法破除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其国内原材料价格根本无法摆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鉴于华尔街不可能因为中国紧缩货币而停止恶炒，所以，中国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去“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毫无意义。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政策别无选择，只能采用“扛”的方法加以应对。

什么是“杠”的方法？单就货币政策而言，至少，以5到10年期的、跨周期的长期基础货币1比1置换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基础货币，从而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前提下实现货币宽松。第一，以降低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风险的方式，加大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满足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贷款需求，以此保住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第二，财政适度提高低收入人群保障标准，以此引导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在减低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构成影响的前提下，确保消费市场具有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允许制造业企业将前端成本向后端商品传导，这同样是保住企业活力的必要手段。第三，国内消费品价格上涨，势必通过出口渠道向进口国传导，并转而影响美国等进口国的货币政策，迫使其货币当局成为抑制华尔街恶炒的力量；第四，国内货币宽松势必压低人民币汇率，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商品上涨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减弱；第五，如果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下降，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已经上升的工资成本将不再是问题，而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因为物价下降而提高；第六，把上述动作通过权威舆论，大篇幅不断地向社会公众解释，控制公众对涨价的预期之度。

总之，我们需要备好武器，顺势而为。但可以肯定地说，对中国而言，货币当局不能简单依据所谓“三元悖论”，只考虑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资本跨境流动会给中国货币政策造成影响，而更应当看到，经常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冲击实际更为严重，而这一点，是“三元悖论”未予关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