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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中央银行拒绝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M2增长，单纯依赖货币乘数的提高而提高。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央行将货币发行权让渡给商业金融机构？

美国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创了这种“不投放基础货币而单靠利率调节货币乘数并进一步影响M2增速”的货币政策方式，但它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是：赶走制造业，让金融当家作主。以此实现当年美国“经济结构转变”——或称“引导产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

为什么单一利率调节——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技术方式可以实现如此重大的目标？原因是：货币乘数的不断提高意味着货币流转速度提高，而货币流转速度提高意味着货币流转周期缩短——即金融不断短期化的过程。金融短期化必然导致实体经济所必需的长期资本融集成本过高，所以它根本不适宜实体经济发展，只适宜金融“空转套利”。结果，美国本土实体经济失去金融支持，必须转移，并必然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正如保罗·沃尔克自己所言：当年大幅提高利率根本不是因为通胀而是“政治”。

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更重要的是：它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了美国商业金融机构。按常识：美元货币发行一定是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然后在一定的货币乘数作用下，推动M2相应增长。但如果M2单靠货币乘数增长推动，那实际是“货币发行依靠私人商业金融机构创造货币去实现”，这不是在“让渡货币发行权”？当然是。这恰恰体现了金融资本对美元的控制，体现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更体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关键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恰恰如此。如下图所示：绿线代表的中国基础货币数量没有增长，蓝线代表的M2一路攀升。为什么没有基础货币支撑M2可以不断增加？因为，中国的货币乘数在不断升高。换句话说，中国是在依靠商业银行不断加速资金周转——派生货币以满足经济增长对M2提出的“增长要求”。第一，这会否导致中国货币发行权实际让渡给商业银行？第二，这会否导致中国经济空心化”？第三，中国是否赞同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套行径？

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否定的，那就必须改革，必须让货币发行回归常识，回归自然的“量价规律”。常识告诉我们两大事实：第一，经济增长必须要求货币（M2）相应增长，并且相互匹配；第二，M2增长必须要求基础货币相应增长，并且相互匹配。这“两个匹配”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货币发行权有谁主导”的政治制度问题，同时也是国家金融安全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维护的问题。

历史已经用惨痛的教训充分证明：违反“两个匹配”的常识，经济和金融都会出现重大的危机。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表面看它是次贷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美国货币乘数高达9倍——金融短期化达到极致之后，次贷局部风险导致整体金融市场流动性突然严重枯竭的危机。我们必须意识到：流动性枯竭几乎就是金融危机同义词，而金融短期化则是流动性枯竭根本诱因。

正因如此，美国在变、欧洲在变、日本也在变。这个重大改变就是：第一，否定金融资本主义，实施“再工业化”政策；第二，否定金融自由主义，重新打造强而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第三，否定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释放巨量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修复单一利率调节所造成的恶果；第四，否定货币金融的空转套利，而更加注重资本金融对于经济的作用；第五，大幅压低货币乘数（金融危机之后最低不足3倍），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家。

可见，中国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第一，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货币发行以基础货币——国家信用为主导，坚决反对以货币乘数主导、将货币发行权“让渡”于商业金融机构做法；第二，必须坚定不移地走“适宜实体经济需求的、长期资本金融为主”的金融之路，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营造中国金融短期化的货币环境；第三，必须坚决反对由金融短期化衍生出的一切金融“空转套利”乱象，从根本上铲除金融“脱实向虚”的土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