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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金融部门的重要主管必须要注重自身言辞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如果把不该混淆的概念混淆或“偷换概念”，并以此证明自己“政策执行恰当无误”，那不仅会误导社会公众，更会误导高层决策者认知，从而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经济后果。

之所以现在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此类问题屡有发生。比如2019年9月，一位先生也专门论述称：发达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法定存准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超额存准率）较高，如美国、欧洲“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一共有12%左右，日本为20%，而中国三档的加权平均法定存准率为11%，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左右，加起来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且远低于日本水平。而最近又有人据此提出：“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都不高。”

正因如此，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当下中国法定存准率9.9%的水平适宜。我不反对“现阶段的短期之内认为9.9%的法定存准率适宜”的观点，但我坚决反对把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统统称为“存款准备金率”。因为，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对市场、对经济是完全不同的重要金融概念。

毫无疑问，依据货币学的基本定义：法定存准率对应的是中央银行强行按照比例上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准率对应的则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自身流动性管理需求，自愿将一定比例的资金上存到中央银行，这笔资金在中央银行的记账科目为超额存款准备金。

对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准备金：第一，对市场而言，法定存准完全没有流动性，是央行锁定流动性的手段；超额存准100%是商业金融机构随时可用的资金流动性，欧美国家的超额存准率高，完全体现了其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由此可见，法定存准率高和超额存准率高对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而言，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美国法定存准率不足2%，而超额存准率高达10%，那是美联储“允许商业金融机构对美联储套利”的市场必然结果。目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为0到0.25%，但美联储给予商业金融机构的超额存准利率为2.35%。这就意味着，如果商业金融机构有能力以低于2.35%的利率拿到资金，就完全可以将这笔钱上存美联储，而套取“极度安全”的利差。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完全不存在。2020年4月7日，中国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而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大多数时间都在2.2%附近，这之间根本没有套利空间；与此同时，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只有1.62%，所以商业银行普遍认为，无论是超额存款还是法定存准。都属于很不合算存款。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商业银行一般都会把超额存准率压得尽可能低——1%的程度，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绝不宽裕”，这与发达国家的“极度宽裕”构成鲜明对比。

所以，作为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解释，你可以说“9.9%的法定存准率与自身历史相比并不算高”，但绝不能以“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而证明中国货币政策“已经足够宽松”了。这很危险。因为，如果最高决策层提出：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如此宽松而经济下行压力却依然巨大、市场需求如此疲弱——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围绕货币政策方向去寻找原因，而另谋其它方向的政策，但这会不会使中国经济修复付出巨大代价？

类似这种“概念偷换”问题还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按照货币学常识：央行在“二级市场主动购买国债”的行为，并借此形成重要的利率基础——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原本是非常正常而规范操作。但是，这样一种正常操作却在中国舆论场上也被纳入“财政赤字货币化”范畴。好像央行就是不能购买国债，只要购买国债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

这样的争论连坚定的货币主义学者、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都看不下去了。她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央行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其实，问题的本质也不在于央行在哪个市场购买国债，而核心是：央行购买国债是不是自愿和自主的行为。只要是依据央行基于调整基础货币或利率的意愿，自愿、自主去购买国债，不管在哪个市场购买都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

所谓“赤字财政货币”，实际是应当指：政府“强行向央行直接发行国债（透支）”的过程。我们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类问题。

这里还是那句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门都要依据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时刻检讨和改进自身的问题，而更多需要的是合作，绝不能为了部门利益而强词夺理，甚至不惜“偷换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