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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

一边是中国证监会严厉查处“非法场外配资”，一边是中国银保监会放宽保险业权益类资产投资限制。7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依据不同资产品质，对不同的保险公司设置了差异化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而权益投资比例上限提高15个百分点，达45%。

所谓“权益类资产配置”一般被市场认为是“股权类投资”。从国内外经验看，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一般更愿意在股票市场上选择一些流动性较强的股票进行投资配置。此前，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不得超过“上一季度末总资产”的30%。

按照《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被明确分为八个档级，不同档级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权益类资产监管上限比例，最高档级的保险公司可以获得“占上季末总资产比例为45%的投资规模”。这就是说，不是所有保险公司都可获得45%的权益投资上限，而诸如太保寿险、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人保财险、太平财险等大中型保险公司，其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估计也就是从原来的30%提高到35%。

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额21.7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62%，较去年同期增长13.66%。如果按照全部资产最高配置45%计算，此次放宽比例限制后，权益类投资增量资金为3万亿元。但正因为差异化监管要求，有业内人士大致估算，此次权益类投资增量资金应当在1万亿元左右。

真会有如此规模的资金立即被投放到股市上？未必。监管部门提高保险公司投资股权的比例上限，不等于保险公司一定会将“可投资金”立即投入股权类市场。因为，《通知》只是行政准许，而非行政命令，保险公司愿意将多大比例的资产配置在股权方面，那是企业的自主经营范畴。据统计，在权益类配置比例上限为30%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一般都没超15%，而常年维系在10%左右。

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过低绝非应当鼓励的事情。因为它背后是：保险资金的投资能力过低，保险资金收益过低；与之对应的则是：保费过高，保险公司愿意和能够承担的风险过低。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买保险太贵。这当然会严重制约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实际是，目前中国保险业无论从规模、深度、收益、赔付率以及老百姓参与度等各个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距离。所以，我们热切希望中国保险业尽快成熟起来，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大的投资能力。

抛开保险业不说，在严厉查处“非法场外配资”“放宽保险业权益投资限制”——这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明显感受到中国金融管理者向A股市场传递出重要信号：进入股市的资金必须“桥归桥、路归路”，该进资金鼓励进入，但不该进的资金绝不允许进入。

那什么是可进股市的资金？诸如保险资金这样的长期资金。什么是不该进入股市的资金？诸如“非法场外配资”所能提供的那种短期、甚至超短期资金。显然，这样的监管方向非常正确，也是股市资金“收短放长”的过程。

那么，鉴于投资者通过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投资股市已经合法化、常态化，那我们是不是也该从制度上对融资融券业务实施“收短放长”操作？

具体而言，在融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向“股市信用交易投资者”提供3到5年期的资金，同时放宽“强制平仓”的容忍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1:1配资的资金期限也不过1年期，大多只能容忍30%的跌幅。

拉长信用交易者的融资期限好处很多。第一，据接触和观察，在证券公司中成为信用客户的投资者，通常都有相当丰富的投资经验，除非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系统性风险，它们的选股能力，防范个股（非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都很高，如果不是整体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迫使他们买入卖出，它们的投资通常稳定而长期。所以，如果资金期限足够长，哪怕利息高一点，能够帮助他们熬过系统性风险期，其实这样的投资风险并不大，而且可控。历史地看，在熔断风波、疫情动荡等重大系统性风险面前，只要管理层容忍一下，给出“不对合法信用客户实施‘强平’和延长还款期限”的措施，不仅维护了市场稳定，而且这些合法客户几乎全部回到安全区域。

第二，给出3到5年股市投资信用期限，符合大周期投资的时间期限，它不仅可以引导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风气，同时也可避免信用客户因资金期限过短，而被迫频繁买卖。这也是股票市场长期、稳定、活跃的基础。

第三，央行完全可以根据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的融资特点，开立一个“定向长期基础供给通道”，帮助中国金融市场股权资本发育，有效推到直接融资不断扩大，迎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和韧性。

总之，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需要一个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良性发展，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少不了足够的长期资本支撑。所以，金融管理部门在赶走非法短期资金的同时，也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市场合规合法的长期资本供给，这是资本市场之于中国经济未来更好发挥战略与战术作用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