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十分骄傲于中国人民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质,中国产生了大量生活结余。尽管一家一户的储蓄不多,但毕竟13亿人口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巨额资本支撑。这恐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唯一一笔可以使用的资源。时过境迁,尽管老百姓的生活结余依然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其支撑力是否还有原来那样强大?
现在,老百姓的储蓄角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看,2018年年末,中国住户负债已近47.9万亿元,而储蓄总额71.6万亿元,贷款占存款的比例已经接近67%。这说明,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对信贷的支撑作用在减低。这不足为奇,老百姓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更有要求金融服务的权利,而商业金融机构为公众提供更为普惠的金融服务也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经济要发展,当老百姓储蓄“净储蓄”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之时,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弥补储蓄存款的不足。而这个角色,非中央银行莫属。
我们说,经济增长不只需要M2增长与之匹配,更需要基础货币增长与之匹配,从下图我们看到,中国基础货币(绿线)增长极其缓慢,但M2(蓝线)却高速增长,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M2增长是靠货币乘数(红柱)——商业银行创造货币能力的不断提高予以支撑。换句话说,当居民“净储蓄”不断减少的过程中,中央银行没有担当补缺的角色,而是让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创造去补缺。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角色错位”。
图1:中国基础货币(绿线)、货币乘数(红柱)和M2关系
当商业银行“净储蓄”减少,而中央银行又不给商业银行“与储蓄存款同等期限、价格质量的存款补充”,结果必定是商业银行负债质量越来越差。在这个背景下,要求商业银行投放长期贷款,势必导致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为降低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大量拆借短期资金,以致短期存款(短期负债)需求爆炸式增长,近年来,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短期资金交易量常年呈现20%至30%的增长就是例证。
M2是所有存款的加总,短期存款需求暴涨,当然会相应推高M2增速,所以我们说,中国M2完全是“因短而高”,它不是“央行基础货币超发”所致,而是“央行基础货币欠发”所致;同样道理,1元基础货币创造太多M2——货币乘数是最基本的金融杠杆,这个杠杆必然以期限错配方式向金融机构传导,结果必然是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提高,同时又通过贷款短期化将金融杠杆不断向实体经济传导。
我们必须认清:基础货币短缺所导致的货币乘数——货币杠杆过高,是中国债务率(杠杆)过高的源头,是一切金融风险的源头。
实际上,过去10年,发达国家改革货币政策操作,通过“量化宽松+扭曲操作”大幅降低了货币杠杆,近而大幅推高股市,股权资本的大幅增加相应降低了金融和实体经济杠杆率。我们同样将美国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M2的情况做成下图。通过这张图,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问题的严重性?
图2:美国基础货币(绿线)、货币乘数(红柱)和M2(蓝线)的关系
如果我们看懂了上述道理,那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只关注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和政府的杠杆问题,而这一切杠杆的根源是“货币杠杆”。所以,中国稳金融必须先稳根基,高度关注“货币杠杆”的关键性作用。稳货币:绝不能拒绝投放基础货币,而是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压低货币乘数。这时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货币政策实践所揭示的重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