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先对公股流通严加控制，目的是为了保持公有股的主导地位，对其可能带来的系列问题则估计不足。
第一，无法真正实现公有资产的优化配置，经济利益方面损失更巨，股份制及股市试点成效大打折扣。
私人股及外资股票有三方面的现实好处：一是通过持股获得股息、红利；二是通过高卖低收，赚取市场差价，以求资金增殖；三是在适当时机，可以原有股票变现，收回比原投入股本高几倍乃至数十倍的现金，重新进行其他的投资选择。而公有股尤其是国有股在凝固不动的状态下，只能获得上述第一方面的好处，形成与私人股、外资股在竞争的起点上的不公。
其结果，一方面国有制单位无法通过股票变现，在证券资产和实物资产之间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经营灵活性；另一方面无法根据不同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及前景的好坏，调整国有股权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比例，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配置，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来，股份制改造和股市试点的功能也大打折扣。
第二，影响公有单位持有公股和扩大公股规模的积极性，公股比例被动下降，主导地位难以维继。
公股凝固不动，用现金买公股，等于活钱变死钱，这是一些国有制企业、单位不愿持有或购买的重要原因，这一点现在上市公司分红、扩股时最为明显。由于上市公司正处于成长期,公司年终红利多以红股形式派送,而不是分发现金。
这部分红股按规定不能售出，反映在持股企业帐面上，只有“利润”的会计增量,而无现金增量.不仅如此，上市公司为扩充股本,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以低于市价、高于面值的价格向老股东按持股比例配售新股。
这种对老股东的优惠配售颇受私人股东及外资股东的欢迎,但对国有股东而言却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原有股份无法变现,为应付扩股又要投入为数甚巨的资金;而且这部分资金一旦投入又要变成死钱。自然国有大股东就缺乏筹资购股的动力。结果，上市公司每扩股一次,国有股比例就下降一次。
经过几次扩股,发展银行国有股比例已由上市时的25.18%下降到1992年上半年的19.76%;金田公司国有股比例由20.56%,下降到8. 88%,万科、安达公司扩股次数少-些,但其国有股比例也分别由19. 2%和60%下降到17%和51. 58%。在国有股比例下降的同时,公有制法人股、外资股及个人股比重相应上升。尤其是外资银行及个人股运作比较灵活自如,增殖往往更快,比例提高较多。
此外,在国有股凝固不动的前提下,其持股企业无法获得市场增殖收益,对上市公司的关心和监督自然不会像个人股东及外资股东那么密切;国有股虽然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但对上市公司的监控力度较之持有同样比例的个人及外资股东却相对弱比。长此以往，上市公司较易于对国有股东产生离心倾向,公有股的主导地位会受到影响。
第三,减少了交易筹码和市场规模,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强了,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的能力下降了。
本来,深圳20家上市公司上市总股份达20多亿元,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但其中42%为不可有效流通的国有股,约9亿元,二级市场规模大为缩小。较小规模的股市,容易被个人大户所操纵,股价必然波动大且频繁。
尤其是在股票供求严重失衡,价格狂升猛跌时,国有股占有雄厚实力,但无法发挥有如过去国营商业那样的主渠道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在二级市场上的调控功能。
如在1990年至1991年深圳股市大波动时期,公有股总市值同其真实资产价值之比,最高时达到二、三十倍,最低时只有三、四倍。
股价波动如此之大,国有股单位却既不可能在股价高时抛出一部分,赚取数十倍的市场利益;也无法在市价大大降低时斥资趁低吸纳以求自救,并同时挽救股市。相反只能听之任之,任由市场的力量所左右。
政府对公股流通限制过死,实际上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股价波动时,政府就无法通过对公股的运用调控股市，直接求助于行政手段对股价进行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