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正在缓缓靠近
01、大选过后，我们正迎来“危险100天”
美国大选的靴子基本落地，拜登当选几乎已成定局。
大选过后，中美关系会有缓和吗？
我想本质上很难，最多是阶段性缓和。拜登会比特朗普更难对付。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重新校准期。
拜登一定也会向中国施压，然而作为建制派，他会按照规则、按照套路出牌，拜登政策的可预测性更强一些。
一句话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就是：政治正确代替经济利益，系统性代替随意性，建制派代替非建制派，确定性代替不确定性。
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和几个大国间目标的冲撞，遏制仍是大方向。
虽然拜登没有那么强硬，甚至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就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也会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机制。但也没有那么友好，也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议题上大放厥词，涉疆涉港涉藏议题上意识形态化，无端批评中国。
所以我认为在大战略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在战术上会有变化，我自己理解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1. 在一些议题上，会和中国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我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就是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所以我稍微了解一些。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回到《巴黎协定》，该和中国合作的和中国合作，该和世界合作的和世界合作。我觉得我们也要以气候协定为基础，扩大和美国的合作点、合作面，以合作促进关系改善。
2. 校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相比于特朗普原先的“极限施压”政策，拜登的关税政策会更温和，但他肯定也会尽最大力量为美国争取利益。
客观来说，我觉得美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它的做法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还是帮了我们。我们其实应该承认这点，本着一个所谓“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美国当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结构调整之际，能帮的地方也要帮一帮，一块儿在经济层面上合作，这才是大长远的互惠互利。
3. 高科技领域，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
拜登上台后，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会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来打压中国高新科技的发展。
但是对美国这种所谓的“科技脱钩”，我们现在看得也比较明白了，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可能实施“强脱钩”。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就搞不出来或搞不到了。因为美国也不是所有技术都可以自己搞，也要依靠它的盟友。像光刻机主要是荷兰人做得好，他们还可以卖给我们。现在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强硬我们也不要怕。
第二，科技脱钩会大大加快中国国产替代以及科技外交上的转向。我们肯定要通过国产替代以及外交上的战略调整，尽可能避免出现“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国人其实应该认识到一点，毕竟改革开放后才搞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才70多年，而西方工业革命都已经300多年了，我们总体发展时间比较晚，这样一来技术上有很多“卡脖子”的环节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或者是妄自菲薄。
当然，我们现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觉得也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是企业和科研单位确实应该着力去解决短期应用和现实需求的问题。因为对企业来讲，这是巨大的市场和商机；对科研院所来讲，这是所谓的科研课题的方向。
俄罗斯当年动不动就威胁欧洲，要断天然气、不再供给石油了。很多欧洲国家就说，你恐吓一次两次可以，但如果总这样，对不起，我重新铺设通道，从别的地方买，无非成本高一点。现在美国逼着中国人这样干，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就是任正非讲的，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顶尖一流大学不要去管“卡脖子”，而是要“捅破天”，这个事说得太好了。因为大学搞应用本身就处于劣势，他在象牙塔里边，还是应该向天上看、向上突破，解决更长远、更基础的东西，所谓“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功夫在诗外”。
所以我们的科研体制，包括科研投资体制真的应该变一变了。通过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释放创新的活力、自由的环境，这要改，我们不自怨自艾、不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没有触动啊，不能自乱阵脚也不能无动于衷。
4. 修复和欧洲的关系，联合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和欧洲盟友间制定许多规则来约束中国。所以前段时间《经济学家》有篇文章说，中美博弈主战场在柏林。为什么在柏林呢？因为欧洲的重点在德国。
我今年也见了德国几家大企业的董事长，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非常关注中美关系，很怕中美关系恶化以至于影响到他们，也很怕德国在中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许多企业用的产品，或者说某些供应链在中国，而有些企业还受到美国制裁，夹在了中间。
还有很多人问我，拜登上台后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不会因此逆转？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这轮中美关系恶化其实要从全球经济失衡说起，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美国内部出现变化，很多产业空心化，出现了许多锈带地区。但这个东西不能说都是中国造成的。
对现在的中美两国而言，全球化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有增长、无共享”的这种发展模式。
过去十几年，其实大家都遇到了挑战，就是增长看起来很好，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高，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共享”的状态，美国才要通过税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这其实才是中美现在最应该联手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拜登胜选时的讲话，包括他做的一些迎合拉近，说应该团结起来，我觉得讲得很对，我们不要去嘲笑人家。
我觉得对我们而言，不管是谁当选，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改善两国关系。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不要总用安全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思路来解决，没必要总是硬刚，一门心思想着省钱的话，还怎么去做生意呢？
同时，也不要觉得人家说的都是错的，不要人家一有什么批评意见我们马上跳出来，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态度，对批评的容忍度应该适度提高一点；也不要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金科玉律，不是说所有的我都按你的套路来，触碰到我们底线的当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取决于他们，也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双方的沟通、交流和博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姿态更高一些、心胸更广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