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颖、何小锋(2005)认为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但我国政策市的政策效率低下，国家宏观政策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股市上非理性投资者对政策反应的情绪作用被放大，从而导致了宏观政策出台后，股市的更加不稳定。
如何用规范分析法治理中国股市暴涨暴跌或过度波动？
诸国强、黄庭钧(2007)认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解决市场自由发展中出现的“缺陷”和“失真”，防范股市出现持续性的大幅波动，主要应通过建立股市应急机制，对股市进行必要的干预完成。因此，建议主管部门设立“市场稳定基金”，以减少市场大幅度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除此之外，他们建议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如在遭遇事件时，能否给决策层评估事态的性质和影响并采取应对措施留出时间；控制巨额卖单，对单笔卖单的数最和金额进行限制，加强对持仓大户的大单交易（特别是卖单）的监控，防止恶意砸盘行为等。
时寒冰(2008)回顾了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历次的大起大落都是人为干预造成的，并认为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根源是权力不当于预的结果。159}袁秀明(2008)认为为促进股市健康成长，避免股市暴涨暴跌对经济造成的负面放大作用，当股市暴涨与暴跌时，管理层应及时出台措施，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股市超调对经济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谢太峰、谢玉环(2008)认为中国股市基本处于有监管无调控的状态，而经常性的调控机制缺乏必然会对我国股市的平衡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造成中国股市过度波动，由此他们认为建立正常的调控机制是中国股市平稳运行的制度保证。
谢百三、李政东(2008)认为，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根源是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缺乏做空机制、行政会员制的组织模型不合理以及股改后遗症等制度缺陷。
亚夫(2008)认为，尽管股市有融资功能，但股市主要是公共投资场所，它的第一性是社会性、公共性，所以上市公司需要给予社会投资人以合理回报。但现实中公众投资人得不到正常回报，不得不在二级市场上做消耗性的短线投机。他认为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关系的颠倒错位有很大关系。因此，只有摆正股市的投、融资关系，将社会公众投资人的特性放在第一位，中国股市才有可能避免非理性的暴涨暴跌。
范惠玲(2008)分析了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中的羊群行为，并提出了通过限制大小非的市场化流通、加强对上市公司新股融资和再融资行为的制约、加强投资教育和加强券商为投资服务意识等方面来降低中国股市中的羊群行为。
孙立坚(2009)认为中国股市暴涨暴跌是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和集体非理性的结果。165}陈国进、张贻军和刘淳(2010)实证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是股市暴涨暴跌的助推器，他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基金持有人不断申购或赎回带来的被动增仓或者被动减仓，以及机构投资者利用散户的噪音交易情绪和机构投资者之间无法协调买卖时间的一致性以博取最大化收益这两种行为的叠加结果。
王吉恒、王磊和张慧宇(2010)实证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上证股票价格指数的主要因素后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了防止金融危机中股票价格指数的暴涨暴跌，就要保证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内需，减轻各个行业因货物积压所带来的压力，即通过实体经济的投入来扼制虚拟经济的崩溃。
胡朝举、梁庆文(2010)认为，股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市场投资者无序博弈、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和市场监管存在诸多问题等方面是导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从强化投资者风险教育、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加强市场供求关系管理、设立股市平准基金和健全股市法制体系建设等方而来防范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