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关键，标示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相对于关系农业人口稳定的农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弹性相对更大一些，与整体经济状况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近四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进程中，国有企业既是不断改革的对象，也是依托巨大存量不断为整体经济提供新能量的领域，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国企改革的“中心地位”与关键位置在全球变迁中更加凸显。
近日举行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新的时势之下勾勒了国企改革的战略意义，要求准确研判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新变化，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充分认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要求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标示着新世纪初期围绕垄断国企利润高企的诸种争论逐渐成为前尘往事，在一段时期化解过剩产能的努力之后，国企改革业已进入新的周期。
中小企业改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重头戏，这一改革浪潮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助力。进入新世纪之后，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型国企成为国企的主体部分，其中多数带有垄断特征，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中表现抢眼。这一时期已有不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非公有制企业与大型国企之间广泛展开了各种俗称“傍大款”的合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国企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重要作用被视为中国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垄断国企的普遍良好表现也有周期性。近十年来，一方面，新兴网络企业开始在诸多垄断领域锐意开拓，电信、金融、传媒等领域垄断国企的竞争优势大幅削弱，有的甚至逐渐陷入运营危机。另一方面，全球和国内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使得钢铁、煤炭、煤电等领域的国企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垄断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虽然如今垄断国企的运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已经不再有世纪初的盛景，中国经济结构在互联网时代也已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国企需要继续改革，但改革迫切性的原因不在于它们过于强大，而在于它们在新的市场形势中竞争力和效率都亟待提高，同时，“管资本”相对于“管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国有资本运营逐渐成为国企改革的核心议题。也就是说，中国强调国企改革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与一些西方国家在国企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逻辑并不一样，中国加大国企改革力度是基于国企现实状况的自觉决策。中国在长期的改革进程中意识到多种所有制运营的利弊，试图建构集成多种所有制优势的企业形式，为国家依托国有资本增强调控能力寻找更为灵活的形式，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的比重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性则在不断提升。这一变化可以一定程度回应一些西方国家的关切，在国际经济对话中获得更为有利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在探索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形式方面有所收获，其中，改革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取得实效，就是一种重要探索。
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混合所有制新格局的形成，这一新格局也是中国经济体制适应互联网经济时代的重要一步。例如，国企如何激励企业家和员工，是互联网经济时代国企运营的一大难题。此次座谈会提出，要加快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改革，统筹用好员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计划、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各层级干部职工积极性，就是国企运营机制向互联网企业学习，在运营机制上也走向“混合”的一个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