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敏和罗默都忽略了，实际上正是美国政府的借贷支持了1933年之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净预算赤字，而不是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上，因此也就忽略了政府借贷所造成的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说，刨除公式(4)所表示的，政府行为对于通货紧缩循环的阻碍，美国大萧条不仅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而且还是这种衰退最纯粹的形式。经济泡沫时期积累了巨额债务的私营企业，在1929年10月之后同时开始进行债务偿还，这就造成了货币政策效力的弱化，最终将经济送入恶性循环通货紧缩之中。这也就解释了美联储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为何“无所作为”，答案并不是美联储不作为，而是在私营部门资金需求大幅缩减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选择有限。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大萧条时美国货币供应和经济活动双双萎缩的根源在于银行系统流动性不足导致的资金匮乏。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13.6%的企业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有可能正陷于经营不善的困境。换句话说，即便美联储注入足够的流动性，这些企业也会因为收益不佳、财务状况恶劣等原因而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
从弗里德曼一直延续到伯南克的主张，也就是认为美国大萧条本来可以通过更有技巧的货币政策得以避免。这种观点或许只适用于身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泥沼中的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另外86.4%的美国经济来说，任何货币政策都难以奏效。
当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将众多借贷方(以及它们的放贷方)推至破产的边缘时，只有两种应对政策可以产生作用。一种是政府向这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和银行注入资金，将它们拖出负资产的困境，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私营企业的国有化。另-种就是由政府出面向这些企业发放大量订单，以改善这些企业的收益状况，使它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偿还债务。
美国政府于1933年开始实行的新政同时包括了以上这两种政策。首先，政府以通过复兴银行公司(the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收购银行股票的方式向银行系统注资超过10亿美元。此外，政府进行了前面提到过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相当于当时美国所有银行自有资本总和1/3的10亿美元政府注资“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强了它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增加了企业收益，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进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这两项政策最终制伏了大萧条所产生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为经济的最终复苏铺平了道路。并且，这两项政策都是与政府支出直接相关的财政政策，同弗里德曼和伯南克主张的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性质完全不同。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帮助美国和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中摆脱出来。并且，对于私营部门的偿债风潮，货币政策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这一点在70年后的日本得到了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