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坦哈特在所罗门危机中受到的牵扯及他处理的方法
1992年，斯坦哈特被卷入所罗门兄弟国债丑闻中，所罗门公司未经顾客同意就以顾客的名义在当年春季的国债拍卖中违规投标，企图占有市场，提升其价格。斯坦哈特与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逊一同被指控串通。危机过去之后，所罗门濒临破产，高层管理者不再逃逸，揭露了很多人的私下行为，如第二章所述的巴菲特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定案之前进行了持续4年的调查，最终判决斯坦哈特缴纳7500万美元的罚金和赔偿。
但与此同时，斯坦哈特对桑比姆-奥斯特公司（Sunbeam-Oster）的大笔投资产生了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家家居用品公司，前身是阿勒格尼国际（Allegheny Intermational）。另外，他还与基金经理迈克尔·普莱斯一同在1990年收购了那家饱受破产和丑闻牵连的公司，到1992年中，他们1.25亿美元的投资已上升到12亿美元。
与所有这些事件同期，斯坦哈特像其他对冲基金投资家一样，在欧洲证券上狠赚了一笔。欧洲货币危机与对美国证券和桑比姆-奥斯特公司的投资收益使得他的合伙公司除去当年费用外收益上升了50%。1992年12月，当他宜布说他又在赚钱了，几个小时之内就有6亿美元入账。
另外还要提到一件体面的事，他还买了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以9.86亿美元价格在佳士得拍卖行成交。
至1993年，斯坦哈特改变了其对美国债券投资的策略，因国内经济形势正在好转，利率很快就会涨上来。他把重心更多地转移到外国债券和货币市场。随着大笔资金涌入公司，他需要一个更深的湖泊下饵，而货币和外国证券市场正好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因此他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加拿大、欧洲和日本证券上，同时看涨美元。
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华尔街很多专家称1993年是对冲基金管理人之年，尤其是这三个人：索罗斯、罗伯逊和斯坦哈特。截至1994年1月，斯坦哈特旗下的管理资产已达48亿美元，还用借来的资金建立了300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头寸。不过他也有一些担忧：利率突然猛涨，这将预示着债券的下跌。如图所示。
斯坦哈特的担忧
但他仍然确信这只会引发暂时性的盘整。事实上，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却决心要通过控制短期利率遏制投机行为。一场飓风在当年二、三月席卷了世界债券市场。对冲基金的圈内人士纷纷退出。至斯坦哈特得以重组他的投资组合时，他已损失了10亿美元。他对美国债券的压注也压错了位置，到了下一个季度，他又遭到一闷棍的打击，加拿大短期利率从4%涨到6%，而他价值40亿美元的加拿大投资组合也缩水到只有4亿美元。在国内，他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保持了3年净头寸，却在即将付诸成效时被他补仓。他在4月4日写给投资者的信中懊恼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最近投资组合的流动性，我们竟然没有从这周下跌的市场中获益。”
至1994年7月，斯坦哈特当年的收益已下降30%。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一位合伙人查尔斯·戴维森，后者策划了桑比姆-奧斯特公司的交易，为斯坦哈特的基金赚了5亿美元。但戴维森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工作了。7月19日，斯坦哈特致信给自已仅有的几位合伙人说：“今年也许是我最艰难的一年了。”他解雇了部分员工，有些人也辞了职。经过这一年的整顿，到了年底，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了得力助手。
9月份，《福布斯》有报道说，53岁的斯坦哈特似乎已经失去了激情。他的基金在当年市场总体上涨3.8%的情况下却下跌了32.8%。他旗下资产也缩水为32.5亿美元，而他本人仍苦于看起来永无休止的国债丑闻的调查。文章中称：“他经常提到自己的个人形象如何随个人表现起伏不定——这对于其职业具有潜在威胁，因为其每一次冒险都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他还必须不断面对经营如此大规模基金会遇到的困难。他以前也亏损过，但很快就会反弹回来。在那些日子里，可支配资金只有10多亿美元，他倒可以在市场上进退自如。位于伦敦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吉伯特·德波顿本人免于所有这些灾难，他借机讽刺斯坦哈特这类管理者在全球投资领域仍是个新手：“在本国市场算得上成熟的人，在全球宏观市场仍然只是个孩子。”
到1994年底，斯坦哈特的基金已缩水了33%。“1993年，我在同类型投资上赚了很多钱，”他对《时代周刊》说，“但1994年的苦痛比1993年的欣喜大得多。”
但是，他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再出手国际交易时更为谨慎，把注更多地下在美国股票上。直至1995年6月，他将其25亿美元投资组合中的25%投入到了标准的美国蓝筹股上，诸如莎莉美（Sallie Mae（和化学银行。这一做法产生了效果：标准普尔夏季之前已上涨了超过20%。汉华与大通的合并堪称完美，6月30日消息一公布，他持有的250万股汉华股份即成为他第三大股票头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