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格林伯格和团队仍然对机会感到兴奋，他的一个分析师就会给公司以前的雇员、主管、竞争者、私有公司、监管者以及行业专家打电话。
我们自己动手。我们和很多人交流，我们希望这些人没有其他居心而只会告诉我们公司的真实情况。“竞争动态是什么? CEO会关心股东吗?”不管关键问题是什么，我们努力想从知识丰富的局外人那里了解更多信息。通常他们都已经退休并乐意聊天。
我们已经对行业进行了研究并且问了很多好的基本问题，所以他们看起来很享受教育我们的快乐。我们有很多次这样的交谈，这越来越成为我们业务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然后他自己和公司谈。如果他对公司非常热心，他会想尽快见到管理层。他可能在有机会见面前就买入股票，不过通常他会等待。会面会产生一份完整的财务分析和一个包含和管理层谈话的模型。
格林伯格不需要庞大复杂的模型。他提出他的假设,然后由团队建模。他希望在看到输出的模型时能知道什么被包括进去以及什么被省去了。
有多少现金流是用股票与其他东西产生的?我们怎么对那个新药做假设?我们假定数据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我不做模型,但我要确认所有的输入都是我认为合适的。
在检查完公司、人员，以及与没有偏见的人员通过电话以后，就是判断了。有正面信息，有负面信息。我怎么权衡它们?我是否认为负面信息让我望而却步?我是否认为价格太吸引人了以至于尽管有一两个负面消息我仍然应该买进?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最难办的事。你不能把它记在一本指导手册或备忘录上留待他人来解答，就像我不能通过听毕加索的演讲或买一本刻板的指导书就学会像毕加索那样画画。
格林伯格不把自己限制在某一类估值标准中，但他经常会看自由现金流收益。
格林伯格认为公司如何使用自由现金流是一件关键的值得考虑的事。他指出，一个市位率倍数很高的好公司，比方说市价为40倍位利，如果疯狂地回购股票，那就是在烧钱。另外，另一个生意兴隆的公司如果把现金都堆积在资产负债表中或者为并购支付过高价格，那也不是在为股东利益着想。
不存在真正的公式。一方面是要理解企业到底干些什么，一方面是要理解机会在哪里，还有一方面是要理解管理层可能会做什么。
他对收益率的长期要求并不严格。“这要视市场情况而定。”格林伯格说。他用的一个估值方法是寻找那些在第上年自由现金流收益率能达到10%左右，同时潜在增长率只要达到5%的企业。他发现万事达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它的增长率更高。万事达股票在2010年大跌，而当时杜宾修正案一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部分一通过了。 杜宾修正案要求银行限制处理借记卡时的刷卡费，这是对零售商征收的一点费用。他立即意识到万事达是一个非凡的企业。他知道世界范围内仍有85%的交易是通过现金发生的，并认为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刷卡”时代，这将产生一条很长的增长之路。研究点在于杜宾修正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万事达的业绩。更具体地说，万事达从借记卡交易中赚得多少?还有杜宾修正案将减少多少它的收入?
格林伯格意识到市场对借记卡交易费率降低的影响估计错了。零售商支付给万事达和银行大约借记卡交易面值1%的金额。万事达处理借记卡交易，然后将大部分收费汇给银行。要知道它们会放弃多少扣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市场认为交易费率由1%降到0.2%、0.3%意味着万事达将变得“一塌糊涂"。格林伯格接了很多市场参与者的电话，“这是万事达的末日。”情况并不明显，但万事达只收取交易费用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给了银行。格林伯格相信银行并没有办法让网络分担费用降低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