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令为止,我们对普通股投资理论的大篇幅讨论还只能得出。一些否定性的结论。由于具有代表性的工商业部门与日俱增的不稳定性,将稳定的平均盈利能力作为主导性因素的传统分析方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至于将收益变化趋势作为判断股票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新时代观念,无论就其本身而言存在着怎样的合理性,在摒弃所有的计算过程或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地将其运用于普通股选购实践的做法,必将由于发生骇人听闻的灾难而宣告失败。那么，在普通股投资方面是否还存在某些行之有效的原则呢?
仔细分析一下前文中的批评性意见,我们会发现,这些受到批评的普通股投资观念,也并非如我们的第一印象所感觉的那般一无是处。不难想见,具体公司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精心安排的分散化投资加以中和。另外,尽管将收益趋势指标作为选择投资对象的唯一标准极具危险性,但它仍不失为一项反映投资品质的有效指标。如果这种分析方法是可取的,我们就可以构造一组可以接受的普通股投资原则,它们包括:
1.投资应被视为一种组合性操作(groupopenation),风险分散措施是获得令人满意的平均结果的保证。
2.具体证券的选择应采用与固定价值投资选择所采用的定性和定量检验措施相对应的检验措施。
3.对比债券选择而言,更为重视对所考察证券前景的分析。
遵循以上原则所采取的普通股购买策略是否可被定义为投资,肯定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对此缺乏明确定义和被广泛认同的观点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建议最受争议的几个环节加以澄清。
基本条件——持有一组仔细挑选的、以合理的价格分散购灭的普通股,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正确的投资策略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某些基本的和早已形成的规律仍一如既往地可靠。它们包括:(1)整个国家的福利和盈利能力将继续增进;(2)这种增进本身反映在重要的公司企业在资源和利润方面的增长;(3)这种增长主要是追加资本的投资和未分配收益的再投资的正常过程所带来的。第三个假设强调了在累积盈余和未来盈利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因此普通股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撞大运或依靠凭空猜测的工作，它必须以在联系现行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对过去记录所进行的分析为根据。
如果这些基本条件仍然存在,那么具有良好历史记录的普通股,从整体上来说将和前几十年一样的为人们提供有利的机会。因此,不稳定性这个根本的弱点将不会威胁到普通股整体的长期发展。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不稳定性确实为所有的工商业部门带来了巨大的短期影响,面且对个别企业和工业部门具有永久性的负面作用。但是对于这两种危险性,后者可以方面通过精挑细选,并更重要地通过充分的分散化来加以化解;前一种风险则叮通过采取矢志不渝地坚持以合理的价格进行每~项购买的办法来加以防范。
购买价格必须合理——这合理性标准对所有的投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任何普通股投资理论而言更是如此。缺少这关键的检验环节止是新时代理论教条的致命弱点。为普通股投资所支付价格的合理性,必须得到根据过去和现期记录所进行的慎取估价结果的验证。一个佯谬式的论断是,即使承认过去记录不是术来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上述原则也是大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这些以过去记录为根据的检验,就无从确定股票价值的上界,这样投资活动必然迅速演变为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投机。因此不合理的价值度量总比没有数量限制强。
历史记录至关重要——尽管出于批评的需要,我们在前文中认可了公司的历史记录对于判断未来前景毫无助益的观点,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在某些公司兴衰无常和缺乏稳定性的表象之下,一个依然存在的事实是,总的说来，良好的历史记录能够为公司的前景提供比不良记录更为充分的保证。对比100家在过去10年中每股年平均利润达到$6的企业,和100家同期每股年平均利润仅为$1的企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在今后的10年中,前一组企业所获得的总利润会高于后一组企业。形成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未来收益不完全是由运气和有效的管理技能决定的,资本、经验、声誉、贸易合同以及其他所有的构成过去的盈利能力的因素,必定会对企业的未来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正如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普通股的价值增长从总体上讲主要与通过盈余收益再投资以及追加资本投人所带来的资本净值的增长有关，那么这一判断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还应该指出的是,除非过去记录和股票的未来价值有关，否则的话它将很难与债券的安全性挂上钩,从而债券投资也就不存在什么逻辑基础了。
以上分析所断言的不过是:总的说来,实力雄厚的公司要比弱小的公司更安全,而且具有良好记录的企业要比业绩表现不佳的企业更有价值。即使充分考虑到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也是难以被推翻的。诚然,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都可能从失败中复兴,或者由兴盛走向没落;但是如果以一、组企业作为考察单位的话,实力雄厚的公司几乎都要比效益差和资产负债结构不良的企业更有前途。
与保险原则和实践的相似之处——上述讨论引导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普通股投资的原则很可能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操作存在着密切的相似之处。保险商根据实际经验对所承担的每一宗风险进行衡量,并据此收取保险费。有时,分析的重点集中于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方面,此时必须衡量一些实际统计数据以外的因素。任何一种风险都可能造成远远超过保费收入的损失,但是平均结果却能够可靠地形成商业利润。与此类似，普通股投资者从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发,可以分析出所承担的每一宗风险性投资的完全价值(fullvalue)。与保险商关注不可量化的道德风险相对应,投资者试图形成一个对公司未来前景的准确判断。最后,他将和保险公司样，通过分散化，中和各项投资承诺所面临的不可预知的未来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购买一支普通股不能称为投资——我们的普通股投资概念也强调对过去记录的分析以判断购买价格的值当,这一点与大繁荣之前的观念类似。同时，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新时代哲学的影响,因为和传统观念相比，预示未来的某些指标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当然包括收益的变化趋势。至于分散化,尽管它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投资成效的因素,但是我们的阐释将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它是普通股投资操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在我们看来,仅仅购买一支普通股已不再成其为种投资,这一点和出售一份人寿或建筑物保单就构成了一项保险业务不同。
成组购买可以形成一种投资操作——成组地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仔细挑选的普通股,结果很可能符合我们在第4章中所给出的有关投资的最初定义。(“投资操作是种通过彻底的分析，能够保证本金和令人满意的回报的安全性的操作。”)合意的现期股息收入通常是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前提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如果内在价值远远高于所支付的价格,并且内在价值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那么当投资者从“令人满意的回报”的角度考察购买决策的合理性时,可以更多地考虑到未来股息其或是未来市场价值的增值因素,而不是现期股息率。
相对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细心的成组购买操作能否切实“保证本金的安全性”。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和“安全性”的定义有关。为了避免因此而出现的歧见，我们可以用主观性的术语来定义普通股投资。它的含义是,带着确保本金安全性的愿望及对这种安全性的合理预期去购买股票。这个概念和为人熟知的对普通股“投资者”的认识是相对应的,即他是一个对这些证券的内在价值感兴趣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仅或主要关注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投机者”。在下一章有关普通股分析的讨论中,我们将不时地在这个为人们所认同的意义上使用“投资者”一词。
价格是每项投资决策中必不可少的考察因素——但是,投资者关心证券的内在价值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价格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只有当所表现出的内在价值与所支付的价格相称时，一种证券才是具有吸引力的;因此，对价格因素的考察是所有投资决策的重要环节。不仅在购买证券的当时是这样,在随后的整个持有期中也是如此。尽管可以做好以获得收人和价值增值为目的无限期持有证券的准备,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当证券不再具有吸引力时或者因为它的品质退化,或者因为价格上升到了与价值严重脱节的水平适时地将它出手是明智的。因此,普通股投资者必须时刻关注价格以及价格的变化。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股票市场的一个參与者。虽然从理论上讲他只需遵从低进高出的传统原则,但是说得容易做得难,高价格或低价格之间并没有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那样的区分标志。“高”和“低"不仅水远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而且在华尔街它们的意义往往只有在反思过去时才会出
市场波动的干扰——市场波动的幅度越大，往一个方向偏移的时间越长,在普通股操作过程中保持投资的态度也就越因难。投资者的注意力注定要从投资性问题，即相对价值而言价格是否有吸引力,转向市场的运行是处于低点还是高点这样的投机性问题。
在1927年到1933年之间,这种困难尤为突出,以至于在这一时期普通股投资完全丧失了可靠的实际意义。如果一位投资者在1927年初因为价格过分偏离价值而出售了他所持有的普通股,那么随后的两年中价格投机性地持续攀升,肯定会使他对自己当初的行动后悔不已。同样,那些在1929年兴奋地将大崩溃视为以合理的价格吸纳普通股良机的人们,由于接踵而来的日益深重的萧条,不得不直面市场价值的惨痛损失。
显然应该看到,象1927-1933年这样的股票市场运行模式，足以灭绝普通股理性投资的全部意义。另一方而,第27章开始所提供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艾奇逊铁路公司在1904-1913年，以及国民饼干公司1909一1918年的市场经历,表现出一种温和得多的波动形态。这种形态允许人们采取完全不考虑波动因素的投资策略,或者机得地利用这种波动:低位吸纳，并在巾场的乐观情绪升温时抛出。为了把握未来,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问题:股票市场将会继续依循1927-1933年这样的狂乱模式运行,还是恢复到过去那种小幅波动的状态。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普通股投资才能够为自己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我们已经再强调近几年以来金融历史的反常特征,因此我们必然费同的观点是,未来的市场类似于1904一1913年模式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类似于1927-1933年模式的可能性。所以在设计一种普通股投资的合理策略的问题上.我们并不悲观。
普通股投资中掺杂投机因素的危险性——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很多人的天性是否能够保证他们坚持这样一种投资策略,而不加人充满诱感的市场投机的队伍当中。存在这种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普通股投资和普通股投机的界限过于模糊不清,因此不易分辨。当投资的对象限定于债券(以及高品质的优先股)时,投资的特征有着明确的定义而且一目了然。债券购买者可以方便地将自已归人与普通股投机者完全不同的类别，投机者的损益与前者的利益几乎毫不相卡。但是当投资者和投机者操作同样的媒介时，两种行事准则的分界线只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所以相对来讲不太牢靠。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免受投机气氛的传染,特别是当他所购买的用于投资的股票正受到大肆炒作的情况下。1926年以前,在投资性普通股和投机性普通股之间还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分界线,前者波幅的百分比要小得多,因为它们的价格主要由既定的股息率决定。艾奇逊公司1916到1925年之间的普通股市场价格记录明显说明了这个特点,数据如下。
因此普通股投资者所投资的证券起到了将他和投机公众隔离开来的作用,并使得他更容易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新时代的一个特点是,投机的兴趣集中于那些过去达到投资等级的证券。这给所有金融界人士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而走出这种混乱状态是一个耗费时日的过程。其后果很可能使得在今后的日子里，典型的普通股投资者屏蔽投机因素影响的难度远远超过1927年之前。
投资信托公司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投资信托观念的合理转变而得到解决。不可否认,迄今为止美国投资信托业的发展已被证明是一次惨败的实践。但是这应该归咎于它是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中孕生出来的,而早期所确立的投资信托业务程序理论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缺陷。实际上这些业务程序非常合乎本章所确立的普通股投资准则的要求。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投资信托公司在统计分析和调研方面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大量的资金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分散化策略,在资念管理的技能和判断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公司许可证或其他的合同性文件将迫使投资信托公司随时遵循谨慎的普通股投资和处置策略。尽管投机这种游妖的诱惑是寻常人性所无法抵挡的,投资信托公可的经理们却能够从法定义务的枷锁中发现他们的象尤利西斯”一样的保护神。
分析技巧对于机智的普通股投资非常重要——以上对普通股投资的分析,引导我们对这样一个课题得出了非常初步的和有限的结论。但是广大公众对普通股的兴趣决不会满足于初步和有限的结论,原丙是成功的普通股投资策略将会带来比购买高品质债券丰厚得多的回报,因此大量的公众会不断地涉足这个领域他们受到对利润的正常渴望的驱使,并且由于天性使然常常过于乐观和白信。他们应该学会用足够的金融实务知识,以及对于有效分析公司财务报表十分必要的工具和技巧来武装自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