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246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地球GDP的320%，距离2018年初所创造的历史最高值仅差2万亿美元——这就是目前整个地球的债务状况。2016年7月15日，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了这一数据。
毫无疑问，地球债务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明显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还能坚持过久？何时何事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呵呵，没人知道，但谁都知道这是一根越来越细的钢丝，全球经济就在这条钢丝上走着，所有国家都担心自己最先跌落下去，所有国家都担心因为它国的跌落而把自己也拖下深渊。世界已经被绑在了一起，唇亡齿寒更是当今世界一条不可忽视的经济定律，或许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特朗普胡闹的原因。
从债务性质的结构看，全世界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最大，它在320%中占居91百分点；其次是政府债务，在320%中占居87个百分点；然后是金融机构的债务，在320%中占居81个百分点；再次是家庭债务，在320%中占居60个百分点。
从国家或地区的结构看，美国债务水平已超6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60%，天下第一，而且数额还在不断攀升，再创历史新高。此外，芬兰、加拿大和日本的债务增长速度也较快。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债务规模、相对于GDP的比重以及增速要快于发达国家。根据IIF的数据，今年3月份，3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值从去年同期的212.4%提升至216.4%，而当前债务总额已达69.1万亿美元，同样创下历史新高。据统计，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的公司债务增长速度基本上和GDP增长持平，但在新兴市场债务增速超于GDP增速的50%。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债务之所以如此巨大，这与央行货币控制不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全球央行长期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极低的利率和庞大的流动性都刺激了债务快速攀升。这样的说法没错，但太流于表面。我们认为，全球债务不断膨胀与过去40年各国银行“更多偏重利率调控”密不可分。
必须看到，中央银行依托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调节而达到利率传导的做法，以及金融监管不断放松的自由化市场规则，直接导致“金融短期化”的历史过程。原因是有限的金融资源被金融系统自身大量消耗，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套利行为“大爆炸”，而各种衍生工具的创造使得金融经营“越来越不怕资金期限短，越来越不怕期限错配”。其结果是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资本，也必须依靠越来越严重的错配加以供给，以致“短期金融需求”大爆炸。
所以，表面看是债务水平越来越高，债务增速越来越离谱地高过经济增速，但其实质是：金融短期化背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经济增长必须依托越来越短的债务支撑，并导致债务规模急速膨胀。
从笔者的亲身经历看，过去10年，中国几乎所有金融专家、经济学者，甚至金融管理者都不承认“金融短期化”的问题，更不承认它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尽管最近情况似乎略有改观，但坦白、坦荡面对者依然是极少数。但我们看到，国际金融协会（IIF）在此次报告上专门指出了这一严重问题。它指出：由于企业越来越依赖于短期借贷，这意味着一些早已负债累累的企业会更容易受到全球风险偏好波动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债务使得本身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的新兴国家在经济衰退时不堪一击，这将危及全球经济的复苏。
实际上，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以下近期中国频频发生的“金融暴雷”，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无一不是因为“资金池”突然干枯而导致“债务违约”。为什么是“资金池”？实际上，“资金池”就是为了解决“短借长投”的金融错配问题，但此现实看，为维系一元的长期投资，至少需要5到6元的“资金池”，这实际就是：5到6元的债务维系一元GDP，这难道不是债务高速膨胀、M2高速增长的原因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金融或经济现象？当然是长期资本过于稀缺？为什么长期资本过去稀缺？呵呵，我研究了9年，断断续续说了5年，已经很累了。
打起精神捡重点再说一遍：关键是在不断放松金融管制的前提下，货币调控从“存贷款长期基准利率调节，转向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调节”；“从数量为主的调控方式，转向价格为主的调控方式”。这实际是：在人民币远不及美元地位的前提下向美国学习金融货币调控，那结果一定是：中国实体经济难逃美国同样的命运。
怎么办？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基础货币供给，改革监管制度供给，改革金融机构供给，改革长期资本供给，等等。而当务之急是：在压住贷款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央行大规模 “收短放长”。既“在适度多投放长期流动性的同时，相应收回短期流动性”。其实，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也都意识到“中国货币政策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但又担心长期流动性的投放，助推房地产、或僵尸企业的信贷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严控资金流向；而总量上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哪怕是行政手段，也要压住信贷增速。压住信贷增速就等于压住了M2增速，这时央行所投放的长期现金基础货币，必将转化为降低金融杠杆、减少金融错配的工具。
不要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局部的“金融暴雷”演化为大面积债务危机，那我们所需要采取的行政措施势必更加剧烈。中国本来就存在的行政力量，为什么不在尽早消除金融风险上适度使用，而非要等到危机来了再用？请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在破除金融风险这件头等大事上，没什么需要顾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