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经济是一个没有行业规则和保护性关税的无政府干预系统
经济学是第一个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当代经济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76年，也就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他最著名的《国富论》的时候。作为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也是最早描述经济对社会影响的人。他最为现在的经济学家熟知的是他所宣扬的放任的(自由贸易经济)就是一个没有行业规则和保护性关税的无政府干预系统。斯密认为只有当经济系统基于自身的机制(也就是“无形之手”)运转时，才会呈现最好的状态。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最终提高所有者的财富。不过，他也很明白劳动力分工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基本技能和手工业的衰落，妇女儿童有可能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以及因为收入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他承认长期以来资本所有者都在竭尽全力地限制劳动者的工资，这使得对经济持相反观点的其他社会学家有了一个机会: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世界将被一个基于合作、规划和全民拥有生产资料的更加人性化的经济系统所取代。
考虑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各种争论，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政府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如同经济学家为资本所吸引一样，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政府的角色很感兴趣，他们后来被称为政治学家。这些政治学家很快研究了亚当·斯密的放任一自由贸易经济对政策的影响。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劳动人民新的民主权利诉求，同时又兼顾资本所有者的私有权?决定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得到什么东西，成为政治科学这一新领域的核心。
很快另一门学科占领了社会学中除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外的地盘:人类学。刚开始，人类学分为两个方面:物理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物理人类学主要关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进化以及其基因库，如对世界人种分类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则是调查远古和当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社会行为。也就是在文化人类学中，社会学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很难将文化人类学和刚兴起的社会学家区分开来，当社会学家将注意力重点放在当代社会，将远古社会丢给人类学家时，区别开始明显起来。
在20世纪，社会学进一步分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人类个体思想和群体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他们希望解释文化如何影响心理学以及与之相应的，群体心理学如何影响文化。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而社会生物学家则需要感谢达尔文。学术界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接受，以及进化理论本身在科学上的成熟，使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用生物方法看待社会的设想。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耶鲁的社会学家威廉·格拉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匹敌，他开启了一个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试图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原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起来。
在萨姆纳的思想中，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与社会中的生存斗争一定有相关性。他相信市场与自然一样，在为获取珍贵的资源而不断斗争，因此人类的自然选择过程，最终会导致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进步。
“二战”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学术争论中消失了。直到最近，生物学的概念才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科学家重提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联系，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社会生物学，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德华O.威尔逊( Edward O.Wilson)。然而，他们大部分人将自己与导致社会不公的自然选择区分开来，他们认为这是对达尔文理论的曲解。相反，新的社会生物学家重点研究那些与进化以及进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关的科学原理。
